明代的『串票』(2)

  來源: 象牙塔――國史探微

為什麼會出現『連票』或者『串票』？簡單地說，是為了防止收納稅糧過程出現侵蝕等舞弊。從文獻記載看，『連票』的出現，與『櫃收』相關，或者說與『自封投櫃』相關。讓納戶在交納稅銀時『自封投櫃』，顯然是為了防止櫃收的侵蝕。在此，再次強調用『折色銀』交納賦役，與用本色糧食交納的不同。田賦原來都用本色糧食交納，交納之時出現了『踢斛』、『淋尖』之類的手法，以為『巧取於民』的手段。雖然這種做法，一直受到官方的禁止，但其實一直存在，而且成為一種『規禮』。只要做得不是太過分，納戶即使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也只能接受，他們以完納錢糧為目的，箇中的不滿就只好忍聲吞氣。這也就是說，在用本色交納之時，納戶與收糧吏役之間，雖然也是斤斤計較，但諸如通過『踢斛』、『淋尖』之類的手段而有所增加，也在所不計。可是，當出現『銀差』，後來還出現『一條鞭法』，納戶交納的稅銀本來不多，少則幾錢，多則幾兩。而且這些銀子並不是納戶的土產，是糧食或農副產品從市場上換得的。一丁點兒的碎銀子，都是通過生產、加工、交易而獲得，而且表示着巨大的勞動和心血。這就使得納戶在上櫃交銀之時，必須『錙銖必較』。官府也啟用了戥子來秤收，且將『火耗銀』明確計算，多少『正額』，就有多少『耗銀』，『正耗』合算，就是納戶要繳的數目。如果在此外再有舞弊，納戶不能接受。一丁點兒的多收，就是『額銀』的幾分之一。這與本色糧食交納因為踢斛淋尖的手法而每石多交五、六升，不能同日而語。基於同樣原因，官府也經不起櫃收的侵蝕，如果不加嚴密禁防，就會產生嚴重的『虧短』。因此，納戶上櫃交納稅銀，需要『自封投櫃』，以防止櫃收在納戶交納之後可以方便地侵蝕舞弊。
　　把納戶交納的銀子，通過『包封』，再投入不易取出的『櫃』中，固然可以防止櫃收吏役用最簡單地手法侵蝕舞弊，但還不能完全阻止櫃收吏役的侵蝕舞弊。因為還有一層，即簿票處理上還有空子可鑽。『登簿出票』，給付納戶以『收執』，但在諸如櫃收的『流水日收簿』上到底如何登記，存在『多交少登』的空間。以帳簿的登記為依據，所交錢糧不足，就是『未完』或者『民欠』，這當然首先要追究納戶。但納戶手上有『收執』，如果簿票不對，帳簿的登記少於收執上的數目，顯然就是櫃收吏役的問題。事情當然會很快水落石出。但地方行政事務變得繁複而瑣碎，就像官府收到的一包包細碎銀子一樣。這個方面，主要表現為官府需要不斷地對納戶加以『比較』，對納戶『未完』而造成的『拖欠』加以追究。另一個方面，錢糧徵收中行政性舞弊，也需要亟待防止。『多收少登』導致納戶繳納稅銀的短少。這種侵蝕納戶稅銀的舞弊行為，當然為政府所不允許，相關條文明載律典。因事因人而作出刑罰，當然免不了，但制度上必須作出反應，且需要可操作的辦法來防止這種極容易產生，又會導致一系列行政麻煩的舞弊行為。於是，單票的『存根聯』便應運而生。
　　有了『存根』，原來的單票就演變為『連票』。『收執』與『存根』是刻印在一張紙上的兩『幅』單票。這種將兩幅單票印在一張紙上的做法，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讓填注在兩幅單票的數目完全一致。納戶上櫃交銀、『自封投櫃』之時，可以『眼同』櫃頭吏役填注單票。所在，這其中除櫃收自我監督之外，還有讓納戶監督的作用在內。而有了『存根』，相關吏役再要在『流水日收簿』和『日收總簿』上『多收少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可以在前文所引的資料中看到，當時官府要求隔三五天，甚至每天晚上將這些『簿』、『票』送呈居於衙門內的官員查核。如果這個過程，每個環節都認真做，『櫃頭』的舞弊當可杜絕。從技術上說，『自封投櫃』和『存根』的出現，解決了櫃收的舞弊。
　　『存根』與『收執』構成『連票』，這是明代出現的單票技術。這有必要考察一下明代以前的情況。
　　在明代以前，相當於明代『連票』的公文書，稱之為『鈔』。這令我們不禁想起炙手可熱的『鈔票』。現在流行的『鈔票』一詞，作為紙幣的俗用語，一般認為是清代咸豐年間發行『大清寶鈔』和『戶部官票』，各取一字合稱而來。其實，明代發行的紙幣就叫『大明寶鈔』。這種紙幣稱為『鈔』，可以直接追溯到金、元時的『交鈔』。從紙幣的角度，一般認為宋代出現的『交子』，是最早的紙幣。再將『會子』、『關子』，甚至『錢引』都包括進來，恰好說明宋代的紙幣不稱『鈔』。可是，在宋代，『鈔』是一種公文書的專門稱謂。
　　朱熹【晦庵集】卷二九【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記載：  
　　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敕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
文中說到『鈔』有『縣鈔』和『戶鈔』兩種。『縣鈔』是諸縣倉庫用於送呈主管錢糧的主簿，『勾銷』民戶的錢糧征額的票單；『戶鈔』則由倉庫『即付人戶執照』。給付人戶執照的『戶鈔』，要求『當日印給朱鈔』。『戶鈔』因為由官府用印鈐蓋，所以又稱『朱鈔』。
　　這份『朱鈔』，清人陸隴其在【讀朱隨筆】卷四，有如下解釋：
　　朱鈔即今之串票也。今【律】亦有朱鈔字樣。又【社倉事目】內有『印歷』字樣，蓋即印簿也。古人謂票為鈔，謂簿為歷。[17]
陸隴其所釋釋的『朱鈔』，見【晦庵集】卷九九【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這件公移說：『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顯而易見，這裏所說的『朱鈔』，與前引文的『朱鈔』或『戶鈔』是一回事。陸隴其解釋宋代的『朱鈔』就是清代的『串票』，確切地說，是清代『串票』的收執聯。沒有證據表明，宋代的『戶鈔』與『縣鈔』之間是一種『連票』的格式。從朱熹關於『朱鈔』的記載看，給付納戶的『鈔單』，是單獨用印，與『縣鈔』是分開的。所以還不是『連票』。『連票』在明代中期開始之時，也沒有用印，但後來為了防止舞弊，官府規定蓋印。這樣的『連票』，在清代順治十年所頒行的截票之法說得很清楚，『用印鈐蓋，就印字中截票為兩。』這就是『串票』或者『連票』稱之為『截票』的由來。王慶雲在【石渠余紀】中說得更清楚：『截票，列地丁實數，按月分為十限，完則截之。其票鈐印中分，官民各執其半，即串票也。』[18]二連串票是刻印在一張紙上的兩幅，兩幅之間的中縫蓋上官印，所以才能『就印字中截票為兩』。將刻印在一紙上的單票『截票為兩』，所以才說『官民各執其半』。
　　宋代的『縣鈔』和『戶鈔』，確實如陸隴其所說的那樣，已經具備了後來『串票』的功能。『縣鈔』可以與後來的『存根聯』或『記帳聯』相等同，『戶鈔』就是『收執』。但還不是『連票』，而是『戶鈔』和『縣鈔』分別對應於登記的冊簿，這也就最簡單的『登簿發票』技術。『連票』將兩票印在一紙張上，表面上看來事情很簡單，實質上是一個巨大進步。因為這樣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過程中的內部舞弊。宋代的錢糧，多用銅錢交納，財政貨幣化程度較高，所以出現了『縣鈔』與『戶鈔』的鈔單技術。相比之下，明代前期財政多用實物處理，稅收規定用『寶鈔』交納，目的也在於紙幣的強制推行，並不是自然而然的發展。因此，可以說，明代前期在財政史上出現了某種倒退的現象。但中期以後，貨幣白銀化，財政也跟着貨幣化。而此時的貨幣是白銀，雖然與銅錢兼用，但白銀已經占居了主導地位。它本身的價值，按照官方的規定，也已是銅錢的一千倍。而當一種比銅貴重得多的金屬充當貨幣之後，為了防止稅收過程中的舞弊，就需要相應的更為嚴密的防弊手段。
　　到了元代，因為『交鈔』的大量發行，『鈔』就開始主要用於紙幣。從稱紙幣為『鈔』看，可以找到金、元時代的交鈔，與宋代的『朱鈔』之間的聯繫。二者都是官府發放的關於錢糧的憑證。當然，二者的差別也顯而易見。宋代的『朱鈔』僅僅是用作收據的憑證，而元代的交鈔是通行的貨幣。然而，元代在將『鈔』用於稱謂紙幣的同時，仍沿用宋代意義上的『朱鈔』，用於交納錢糧。【元史・刑法志】記載：『諸輸納官物，輒增改朱鈔者，杖六十七，罷之。』[19]【至元新格】記載『諸倉庫錢物，監臨官吏取借侵使者以盜論，與者其罪同。若物不到官而虛給朱鈔者，亦如之。仍於倉庫門首出榜，常川禁治。』 [20]『諸稅石，嚴禁官吏勢要人等不得結攬。若近下戶計去倉地遠，願出錢就令近民帶納者，聽。其總部稅官，斟酌各處地裏，定立先後運次，約以點集處所，覷得別無輕齎攬納之數，令分部官管押入倉，依數交納，得訖朱鈔，即日發還。』 [21]【國朝典章】除收入【至元新格】等條文外，對『朱鈔』的記載更多，如『印押給付官民戶朱鈔各一紙』[22]等。顯然，元代所謂『朱鈔』，即是用於交納錢糧的憑證。
　　在明代，【大明律・戶律・倉庫】有『虛出通關朱鈔』一律。這條法律，也保留在【大明會典】。正德【明會典】和萬曆【明會典】都記載這一律條。[23]或許明代初期，交納錢糧的單票，還沿用宋元以來的習慣，稱為『朱鈔』。也有可能是因襲元朝的法律，而保留了前朝舊條文。但從明代中葉以後，在相關的政書中，已很少看到『朱鈔』的說法。
　　明代流行開來的一種公文稱謂，就是『票』。當然，也存在『單』、『帖』的這樣的說法。明代雖然在律典裏保留着『朱鈔』一詞，但這個詞已不再在日常生活中流行。這可能與『大明寶鈔』有關。明代所謂『鈔』，即指『大明寶鈔』。一個經典性的例子，就是宣德年間設立的『鈔關』。這個『鈔』即指『寶鈔』而言，沒有任何歧義。嘉靖年間成書的雷夢麟【讀律瑣言】，對【大明律・戶律・倉庫】的『虛出通關朱鈔』一律，已有如下注解：
　　錢糧通完，出給印信長單，謂之通關。倉庫截收，與之硃批照票，謂之朱鈔。[24]
本朝的法律用語，需要用『硃批照票』這樣的話來解釋，也正說明它已不再流行。
　　在明代文獻中，對於納戶收執的單票，名稱不一。有所謂『官票』[25]、『印票』、『號票』等等，還有與『放票』相對而言的『收票』。[26]幾乎所有用於作為憑證的簡單公文書，都稱之為『票』。眾所周知的『票擬』一詞，也產生於明代。楊士奇【漢府之變二】云：『凡中外所進章疏，專命公批。未及命，攜出條旨，許用小票墨書，帖各疏，面以進。』[27]這段文字，是解釋明朝一代制度中的『票擬』的權威依據。『小票墨書』，說明當初的『票擬』之票，也是簡單公文書。明代用『票』來指稱公文書，在洪武年間業已出現。【明會典】記載：『（洪武）二十三年，榜諭各處稅課司局巡攔，令計所辦額課，日逐巡辦，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攢，出給印信收票。不許官攢侵欺，致令巡攔陪納。違者重罪。』[28]這條材料雖然還需要找到更直接的證據予以證明，但大致可以說明，在明代初期，『票』也是一種公文書的名稱。
　　成化、弘治間人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述及移文中的用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他『姑舉一二』，其中舉『票』字說：『票與G同，本訓急疾，今以為票帖。』[29]陸容說票本訓急疾，系採用顏師古注【漢書】的說法。在宋人董沖的【唐書釋音】中，『票』的釋義有兩個：一是『輕』，一是『急』，採取的也是顏師古的解釋。雖然對於『票』在明代以前的情況，尚需要作進一步考察，但陸容的話，可以使我們確信，到明代中葉，『票』的主要意義已指公文書中的『票帖』。
　　從明代文獻的記載看，關於『連票』或『串票』的記載，或者說『連票』和『串票』的說法，是在用『票』字指稱公文書的『票帖』之後，也就是在『票』字流行之後才出現的。因此，可以推定：作為單票技術的『連票』和『串票』，產生於明代中期。
　　明代在單票技術的發展上，不僅在原來的簿票技術上產生了『二連票』，而且還進一步發展出了『三連票』。『三連票』是在『存根』和『收執』二票基礎上，增加登都圖或給總催的一票而形成的。為什麼『二連票』會發展成『三連票』？易言之，為什麼需要給一票與『都圖』或『總催』？
　　回頭看前引傅岩【歙紀】的記載。【歙紀】說，歙縣所用的連票『舊止兩連』，這種『二連票』有一個問題，就是『臨期迫促，不能逐裏查對，弊蠹自生』，所以需要『增連票以便查對』。所增的連票是『第一幅每日晚堂繳進，候臨比日查對比單，知差錯拘究。』歙縣的做法，是將這一幅連票繳進『內衙』，但其用途在於『臨比日查對比單，知差錯拘究』。易言之，這一幅連票的作用在於催追民戶未完的錢糧。但從萬曆年間各地出現的『串票』格式看，這一幅連票用於交給『都圖』或『總催』，作用則與歙縣的連票相同，是催比錢糧。這是明代後期的普遍做法。清代康熙年間頒行『三聯印票』，所增的一聯也是用於『會差役應比』。所以，明代後期流行的『三連票』，是分別由三方收掌：一票為存根，存於衙門，以便核算；一票為收執，給付納戶，以為交納的憑證（執照）；一票則給催比錢糧人役執掌，以為催比錢糧的依據。
　　在『一條鞭法』之前，錢糧徵收由糧長和裏甲長負責。『一條鞭法』，將所有的徭役折銀，由官府徵收『銀差』，再由官府雇役。但這個改革是不徹底的。政府雇役的部分，僅限於『均徭』和『雜泛』。『裏甲正役』（包括糧長），雖然也在革除之列，但實際上仍然存在，他們還是以『力役』的方式為官府服務。不過，這場改革在這一點上，不是一點效果也沒有，在錢糧徵收上，相關徭役的名稱改革了。在官方文書及相關文獻上，由於黃冊制度還存在，徭役編審仍然按照輪流的方式承擔，所以出現了『裏排』、『遞年』的名稱；催征錢糧方面，有『經催』、『催頭』的說法；解運錢糧方面，則稱『解戶』、『解頭』等等，避免了裏長、甲首、糧長等原來的名稱。但民間仍然延續了原來的稱呼，還叫『裏長』、『糧長』。按照『一條鞭法』的宗旨，這些『差役』都是要革除的，統一由州縣衙門來負責和實施一應錢糧的徵收。但實際上這根本做不到。官府可以僱傭更多的『衙役』來催征錢糧，但這些衙役下到鄉裏，猶同虎落平陽，無從措手。所以，必須依靠『地方』，也就是裏甲，來實施錢糧的催征。『一條鞭法』之後，雖然已頒行【賦役全書】，一省一府一州一縣的錢糧，根據【賦役全書】來徵收。但基層的黃冊制度還存在，黃冊仍然一年一大造，『徭裏銀』的編審，仍然按照輪年排役的方式進行。一些必須由『親身力役』方式承當的差徭，仍然按照黃冊編審而定的次序應役。這就是說，『一條鞭法』雖然出現了將賦役折銀徵收、將州縣的錢糧徵收的權力全部收歸官府實施這樣的重大舉措，但原本的黃冊制度並未有大的改變。黃冊編審制度在明代發生了變化，但並不是『一條鞭法』的結果，而是經過明代前、中期長時期漸漸演化而成的。實際上，『一條鞭法』正是黃冊制度演變中的一個產物。既然由黃冊制度來維繫的裏甲制仍然存在，『一條鞭法』之後出現被後人所詬病的『條外有條，鞭外有鞭』，也是勢所必然。至於明代晚期，面對時局而出現征派『無藝』，大概是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難以避免的。『一條鞭法』，將賦役合併征銀，且規定讓所有的納戶『自封投櫃』，不允許『攬納』，這似乎理順了州縣衙門與民戶之間的錢糧徵收關係，但民戶交納錢糧不可避免地存在遲納和拖欠的情況。由誰來負責催交未完部分的錢糧？州縣衙門可以直接作出反應的是，派遣衙役下鄉催交。但正如前文指出，衙役下鄉根本完不成衙門交給他的任務。更嚴重的是，衙役下鄉出現了敲詐勒索的局面，不僅未能完成催糧的任務，反而激化了官府與民眾的矛盾。所以，明代州縣衙門一般還是採取先用『見年裏長』催征本裏錢糧，遇到拖欠不納錢糧的『頑戶』，再派差役拘比。
　　用『見年裏長』負責催征本裏錢糧，這是明初以來的老制度老辦法。『見年裏長』在『一條鞭法』之後既未革除，官府也沒有給與『工食』，所以不是『雇役』，而仍然是赤頭赤尾的『力役』。在『一條鞭法』之後，由於賦役合併折銀，徭役和田賦變成了『條銀』，『見年裏長』的處境更為艱難了。由於折銀徵收，官府的徵收辦法也發生了改變。原來在『本色』徵收之時，『任土作貢』，原則上是產什麼就交什麼，所以夏稅秋糧所徵收的主要是實物（糧食、布匹、絲絹等）。這些產物都是季節性的，徵收非時，根本做不到。但當這些徵收物被折算成銀子（貨幣）交納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官府將民戶一年承擔的『條銀』，分攤到除過年前後官府的『封印』期和夏季農忙時的『停忙』期大約兩個月的時間之外的其餘月份，用『分限』的辦法，要求民戶陸續交納。
　　這種分限交納的辦法，在明中期『銀差』出現之後就開始了。但在普遍推行『一條鞭法』之後，這種分限交納的辦法，分得更為細緻，許多州縣，尤其是長江下游地區的南直隸、浙江、江西等省份，開始分『十限』交納的辦法。
　　分十限交納的做法，是在折色交納的條件下才能產生。以『十』為數分成十個單位的做法，在明代以前也早就出現。但明代後期州縣徵收錢糧，分十限完成，當與張居正所推行的『考成法』有關。『考成法』的宗旨，在於提高行政效率。從朝廷的內閣、部院一直到州縣，各級衙門都實施『考成法』。這種考成法，以『十分』計算官員的政績，且與官員的仕途前程相關聯。這就導致了地方官員用『十分』的辦法，向民戶徵收錢糧。將民戶一年所承擔的錢糧，分為『十分』，大體上是每一個月完成一分。每一分以為『一限』，分別計算，單獨完成。這種辦法，毫無疑義促使了民戶在一年之中，不斷地需要將家庭生產所得投向市場，交換成貨幣來交納官府的錢糧。因此，明代的賦役折銀的財政制度，不僅是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它也同時促進貨幣經濟的發展。而在這樣的貨幣經濟時代，民眾在交納錢糧上完全打破了原來『兩稅法』的徵收與生產相配合的季節性。而在承擔着官府催征責任的『見年裏長』，其工作也完全沒有季節性可言。在『有漕省份』，漕糧以及白糧的徵收，仍然按照十月開徵，十一月兌完的制度。這段時間，『見年裏長』以及其他『裏遞』或『排年』，還有『糧長』，會更加繁忙。但『有漕省份』也有『條銀』，其他非有漕省份則完全以『條銀』徵收。這部分『條銀』，就分配成『十分』交納。每一分都是一限，都需要完成相應的份額。限期屆臨，『見年裏長』都要到州縣衙門去『應卯』。因為其目的是『比較』各裏錢糧在本限內的完欠情況，所以又稱為『應比』。
　　裏長的『應比』，相當於官員的『述職』，但又不同。官員的述職是向上司陳述自己的政績，當然也要作自我對照、自我檢查。而裏長的『應比』，完全是所謂『聽比』。錢糧徵收的完全情況，掌握在官府之手。官府有櫃收的『流水日收簿』、『日收總簿』、還有連票的『存根』，負責一州一縣的『戶房』在一個限期將到之時，還會開具『比單』。因此，裏長完全是聽憑官府告知本裏的錢糧完欠情況。完成情況好，當然會得到官府的獎勵，但更多的是『責罰』，而且這種責罰不僅僅是口頭上，往往有行為上的體罰。這種情況，與訴訟中的『刑訊』完全相同。『刑訊』與『刑罰』不同，『刑罰』是判決之後的處罰，其法載在【明律】，即笞、杖、徒、流、死，此外有充軍、遷徙、凌遲和枷示、『罰贖』等；『刑訊』是在審訊之時所採用的審問手段，輕則掌嘴，重則訊杖，還有更為嚴厲的夾棍、指等。通常所謂『非刑』，便產生於審訊的環節。當然，催征錢糧的『見年裏長』不是訴訟中的兩造和中證，更不是命盜重案中的犯人，嚴厲的刑訊手段用不上，但輕則掌嘴，重則訊杖，往往難免。『責罰』的目的，當然在於讓『見年裏長』着力催追拖欠的錢糧。但這樣的『聽比』，也讓『見年裏長』常常覺得冤枉，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所在裏甲民戶在本限內的實際完欠情況。他們在年初之時，從官府裏領取了本裏民戶所納錢糧的『由帖』或『由票』，分發給本裏民戶，但每限的交納，是納戶自己到衙門裏『自封投櫃』，『見年裏長』並不都眼同交納。裏甲民戶，按照黃冊編審，陳陳相因，但一裏之內的民戶早就不是明初時同住一個地方，或者相鄰數個村莊那麼簡單，而是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甚至還有外州外縣的寄莊戶。這些納戶在交納錢糧之後，並沒有告知『見年裏長』，『見年裏長』本身也只是普通的民戶，不過輪年值役而已，也有生產、完糧的責任。因此，當『聽比』之時，因為一裏內有民戶未完本限錢糧而受責罰，不免冤枉。再者，一年分作十限，即使以十次聽比而言，每次都要受到責罰，『見年裏長』已無可承受。事實上，在收穫時節，官府還會加大催征力度，再分上、中、下三限的辦法，來催比錢糧。『見年』的苦難，可以想見。
　　顯然，責罰可以讓『見年裏長』更為用心用力來催征錢糧。但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納戶的交納情況，『責罰』不過是事後的追究，如果讓他們『事前』及時知道本裏納戶的交納情況，『見年裏長』在催征錢糧過程中便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催征的效果會好得多。因此，必須在制度上作出安排，以提高『見年裏長』催收民戶交納錢糧的效率。說到底，是提高官府催比錢糧的效率。於是，『二連票』又增出一幅，成為『三連串票』。
　　萬曆【嘉定縣誌】說知縣朱廷益創立『三連票』，『民間納戶，始知所程』。婁堅所撰【乞祀朱、熊、王三公於名宦呈詞】所謂『雖愚民不至於倍輸』。萬曆【南安府志】載大庾、南康二縣實行三連串票之法，也說『無重追虛納增減之害』。都在強調『三連票』中納戶收執一連的意義。而在傅岩【歙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在『二連票』基礎上再增加一連票的成為『三連票』的意義。增設的第三連票，其作用在於催征。




[1]康熙【大清會典】卷二四，戶部八，賦役一，徵收。
[2]雍正【大清會典】卷三一，戶部九，賦役一，徵收。
[3]雍正【大清會典】卷三一，戶部九，賦役一，徵收：雍正三年議准，『令各省布政司嚴督各州縣，務須查明的戶實征數目，親查欠戶，次第摘催。更刊四連串票，一張送府，一存串根，一給花戶。其一張於完錢糧櫃傍另設一櫃，花戶完銀之時，即將一張自投櫃中。每夜，州縣官取出批對流水，勾銷欠冊。』
[4]乾隆【大清會典則例】卷三十六，戶部，田賦三，催科事例。
[5]朱廷立：【鹽政志】卷一，禁約。
[6]萬曆【嘉定縣誌】卷九，職官考下，宦跡。
[7]萬曆【嘉定縣誌】卷八，官師考上，官師年表；卷九，職官考下，宦跡。
[8]婁堅：【學古緒言】卷二。
[9]【明史】卷二八八，唐時升傳。
[10]案：清康熙【南安府志】卷一二，宦跡紀，有洪有助傳，內容一承萬曆志，略有刪節。雍正【江西通志】卷六五，名宦九，南安府，也有洪有助傳，系抄錄康熙志。
[11]萬曆【武進縣誌】卷四，錢穀二，征輸。
[12]萬曆【武進縣誌】卷四，錢穀二，征輸。
[13]傅岩：【歙紀】卷八，紀條示，立法徵收。
[14]梁方仲：【明代一條鞭法的論戰】，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第304頁。
[15]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九十，戶部四，賦役。
[16]吳遵：【初仕錄】（【官常政要】本），立治篇，戶屬，慎倉庫。
[17]陸隴其：【讀朱隨筆】卷四，『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九』。案：【律】指【大清律】。【大清律例】戶律・倉庫上，載有『虛出通關朱鈔』律。此律系因襲【大明律】。【大清律例】註：『凡錢糧通完出給印信長單為「通關」。倉庫截收則暫給紅批照票為「朱鈔」。』這也是明人的解釋。……又，【社倉事目】見【晦庵集】卷九九，其中云：『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歷，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18]王慶云：【石渠余紀】卷三，紀賦冊糧票。
[19]【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
[20]【通制條格】卷一四，倉庫，關防。
[21]【通制條格】卷一七，賦役，科差。
[22]【大元聖政國朝典章】戶部卷一一，典章二五。
[23]正德【明會典】卷一三五，刑部十，倉庫，明律（四庫全書本）；萬曆【大明會典】卷一百六十四，律例五，戶律二，倉庫。
[24]雷夢麟：【讀律瑣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68頁。
[25]【初仕要覽】『催科』條：『愚謂每都圖應設一長單，前載本圖糧賦之總額，尾分各甲銀米之多寡，約以日期，計以銀數，每限完至幾分，違則令裏長經催各執，一月至期，依則輸納自到投櫃，不假攬歇之手。納後給我官票，填彼長單完及數目，不必候點，不及者拘正身責之。』
[26]【新刻牧民政要】『號票』條：『印信收票，州縣皆行之。但限數不明，號數不對，有用假票瞞官者，有買真票抵限者，有詐偽而侵匿者，弊不可言。今以每限之銀，編每限之號票，與簿合鈐年月，如印日限簿帶號，互為稽查。雖積猾老奸，無所容其洗改矣。若鈐號或有重編，印票不無用剩，關防查驗，是在有司加之意耳。』
[27]黃訓：【名臣經濟錄】卷二，保治。案楊士奇在此文述宣德時夏原吉事，『公』指夏原吉。
[28]正德【明會典】卷三二，戶部一七，金科，庫藏一，課程，事例。
[29]陸容：【菽園雜記】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