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串票”(2)

  来源: 象牙塔――国史探微

为什么会出现“连票”或者“串票”？简单地说，是为了防止收纳税粮过程出现侵蚀等舞弊。从文献记载看，“连票”的出现，与“柜收”相关，或者说与“自封投柜”相关。让纳户在交纳税银时“自封投柜”，显然是为了防止柜收的侵蚀。在此，再次强调用“折色银”交纳赋役，与用本色粮食交纳的不同。田赋原来都用本色粮食交纳，交纳之时出现了“踢斛”、“淋尖”之类的手法，以为“巧取于民”的手段。虽然这种做法，一直受到官方的禁止，但其实一直存在，而且成为一种“规礼”。只要做得不是太过分，纳户即使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只能接受，他们以完纳钱粮为目的，个中的不满就只好忍声吞气。这也就是说，在用本色交纳之时，纳户与收粮吏役之间，虽然也是斤斤计较，但诸如通过“踢斛”、“淋尖”之类的手段而有所增加，也在所不计。可是，当出现“银差”，后来还出现“一条鞭法”，纳户交纳的税银本来不多，少则几钱，多则几两。而且这些银子并不是纳户的土产，是粮食或农副产品从市场上换得的。一丁点儿的碎银子，都是通过生产、加工、交易而获得，而且表示着巨大的劳动和心血。这就使得纳户在上柜交银之时，必须“锱铢必较”。官府也启用了戥子来秤收，且将“火耗银”明确计算，多少“正额”，就有多少“耗银”，“正耗”合算，就是纳户要缴的数目。如果在此外再有舞弊，纳户不能接受。一丁点儿的多收，就是“额银”的几分之一。这与本色粮食交纳因为踢斛淋尖的手法而每石多交五、六升，不能同日而语。基于同样原因，官府也经不起柜收的侵蚀，如果不加严密禁防，就会产生严重的“亏短”。因此，纳户上柜交纳税银，需要“自封投柜”，以防止柜收在纳户交纳之后可以方便地侵蚀舞弊。
　　把纳户交纳的银子，通过“包封”，再投入不易取出的“柜”中，固然可以防止柜收吏役用最简单地手法侵蚀舞弊，但还不能完全阻止柜收吏役的侵蚀舞弊。因为还有一层，即簿票处理上还有空子可钻。“登簿出票”，给付纳户以“收执”，但在诸如柜收的“流水日收簿”上到底如何登记，存在“多交少登”的空间。以帐簿的登记为依据，所交钱粮不足，就是“未完”或者“民欠”，这当然首先要追究纳户。但纳户手上有“收执”，如果簿票不对，帐簿的登记少于收执上的数目，显然就是柜收吏役的问题。事情当然会很快水落石出。但地方行政事务变得繁复而琐碎，就像官府收到的一包包细碎银子一样。这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官府需要不断地对纳户加以“比较”，对纳户“未完”而造成的“拖欠”加以追究。另一个方面，钱粮征收中行政性舞弊，也需要亟待防止。“多收少登”导致纳户缴纳税银的短少。这种侵蚀纳户税银的舞弊行为，当然为政府所不允许，相关条文明载律典。因事因人而作出刑罚，当然免不了，但制度上必须作出反应，且需要可操作的办法来防止这种极容易产生，又会导致一系列行政麻烦的舞弊行为。于是，单票的“存根联”便应运而生。
　　有了“存根”，原来的单票就演变为“连票”。“收执”与“存根”是刻印在一张纸上的两“幅”单票。这种将两幅单票印在一张纸上的做法，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让填注在两幅单票的数目完全一致。纳户上柜交银、“自封投柜”之时，可以“眼同”柜头吏役填注单票。所在，这其中除柜收自我监督之外，还有让纳户监督的作用在内。而有了“存根”，相关吏役再要在“流水日收簿”和“日收总簿”上“多收少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可以在前文所引的资料中看到，当时官府要求隔三五天，甚至每天晚上将这些“簿”、“票”送呈居于衙门内的官员查核。如果这个过程，每个环节都认真做，“柜头”的舞弊当可杜绝。从技术上说，“自封投柜”和“存根”的出现，解决了柜收的舞弊。
　　“存根”与“收执”构成“连票”，这是明代出现的单票技术。这有必要考察一下明代以前的情况。
　　在明代以前，相当于明代“连票”的公文书，称之为“钞”。这令我们不禁想起炙手可热的“钞票”。现在流行的“钞票”一词，作为纸币的俗用语，一般认为是清代咸丰年间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各取一字合称而来。其实，明代发行的纸币就叫“大明宝钞”。这种纸币称为“钞”，可以直接追溯到金、元时的“交钞”。从纸币的角度，一般认为宋代出现的“交子”，是最早的纸币。再将“会子”、“关子”，甚至“钱引”都包括进来，恰好说明宋代的纸币不称“钞”。可是，在宋代，“钞”是一种公文书的专门称谓。
　　朱熹《晦庵集》卷二九《乞给由子与纳税户条目》记载：  
　　一诸县人户，送纳税物，官司交讫，合给朱钞。县钞即关主簿勾销，户钞即付人户执照，使人户免致重叠，追呼搔扰。近年诸县间有受纳钱物，不即印钞，即以钞单给付人户。既无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为点对、勘断、监纳，山谷细民被害尤甚。欲乞检坐敕条，行下约束，诸县仓库，交到人户税物一钱以上，须管当日印给朱钞，令所纳人当官交领，不得似前只将钞单脱赚人户。
文中说到“钞”有“县钞”和“户钞”两种。“县钞”是诸县仓库用于送呈主管钱粮的主簿，“勾销”民户的钱粮征额的票单；“户钞”则由仓库“即付人户执照”。给付人户执照的“户钞”，要求“当日印给朱钞”。“户钞”因为由官府用印钤盖，所以又称“朱钞”。
　　这份“朱钞”，清人陆陇其在《读朱随笔》卷四，有如下解释：
　　朱钞即今之串票也。今《律》亦有朱钞字样。又《社仓事目》内有“印历”字样，盖即印簿也。古人谓票为钞，谓簿为历。[17]
陆陇其所释释的“朱钞”，见《晦庵集》卷九九《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这件公移说：“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经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朱钞”，与前引文的“朱钞”或“户钞”是一回事。陆陇其解释宋代的“朱钞”就是清代的“串票”，确切地说，是清代“串票”的收执联。没有证据表明，宋代的“户钞”与“县钞”之间是一种“连票”的格式。从朱熹关于“朱钞”的记载看，给付纳户的“钞单”，是单独用印，与“县钞”是分开的。所以还不是“连票”。“连票”在明代中期开始之时，也没有用印，但后来为了防止舞弊，官府规定盖印。这样的“连票”，在清代顺治十年所颁行的截票之法说得很清楚，“用印钤盖，就印字中截票为两。”这就是“串票”或者“连票”称之为“截票”的由来。王庆云在《石渠余纪》中说得更清楚：“截票，列地丁实数，按月分为十限，完则截之。其票钤印中分，官民各执其半，即串票也。”[18]二连串票是刻印在一张纸上的两幅，两幅之间的中缝盖上官印，所以才能“就印字中截票为两”。将刻印在一纸上的单票“截票为两”，所以才说“官民各执其半”。
　　宋代的“县钞”和“户钞”，确实如陆陇其所说的那样，已经具备了后来“串票”的功能。“县钞”可以与后来的“存根联”或“记帐联”相等同，“户钞”就是“收执”。但还不是“连票”，而是“户钞”和“县钞”分别对应于登记的册簿，这也就最简单的“登簿发票”技术。“连票”将两票印在一纸张上，表面上看来事情很简单，实质上是一个巨大进步。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过程中的内部舞弊。宋代的钱粮，多用铜钱交纳，财政货币化程度较高，所以出现了“县钞”与“户钞”的钞单技术。相比之下，明代前期财政多用实物处理，税收规定用“宝钞”交纳，目的也在于纸币的强制推行，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明代前期在财政史上出现了某种倒退的现象。但中期以后，货币白银化，财政也跟着货币化。而此时的货币是白银，虽然与铜钱兼用，但白银已经占居了主导地位。它本身的价值，按照官方的规定，也已是铜钱的一千倍。而当一种比铜贵重得多的金属充当货币之后，为了防止税收过程中的舞弊，就需要相应的更为严密的防弊手段。
　　到了元代，因为“交钞”的大量发行，“钞”就开始主要用于纸币。从称纸币为“钞”看，可以找到金、元时代的交钞，与宋代的“朱钞”之间的联系。二者都是官府发放的关于钱粮的凭证。当然，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宋代的“朱钞”仅仅是用作收据的凭证，而元代的交钞是通行的货币。然而，元代在将“钞”用于称谓纸币的同时，仍沿用宋代意义上的“朱钞”，用于交纳钱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输纳官物，辄增改朱钞者，杖六十七，罢之。”[19]《至元新格》记载“诸仓库钱物，监临官吏取借侵使者以盗论，与者其罪同。若物不到官而虚给朱钞者，亦如之。仍于仓库门首出榜，常川禁治。” [20]“诸税石，严禁官吏势要人等不得结揽。若近下户计去仓地远，愿出钱就令近民带纳者，听。其总部税官，斟酌各处地里，定立先后运次，约以点集处所，觑得别无轻赍揽纳之数，令分部官管押入仓，依数交纳，得讫朱钞，即日发还。” [21]《国朝典章》除收入《至元新格》等条文外，对“朱钞”的记载更多，如“印押给付官民户朱钞各一纸”[22]等。显然，元代所谓“朱钞”，即是用于交纳钱粮的凭证。
　　在明代，《大明律・户律・仓库》有“虚出通关朱钞”一律。这条法律，也保留在《大明会典》。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都记载这一律条。[23]或许明代初期，交纳钱粮的单票，还沿用宋元以来的习惯，称为“朱钞”。也有可能是因袭元朝的法律，而保留了前朝旧条文。但从明代中叶以后，在相关的政书中，已很少看到“朱钞”的说法。
　　明代流行开来的一种公文称谓，就是“票”。当然，也存在“单”、“帖”的这样的说法。明代虽然在律典里保留着“朱钞”一词，但这个词已不再在日常生活中流行。这可能与“大明宝钞”有关。明代所谓“钞”，即指“大明宝钞”。一个经典性的例子，就是宣德年间设立的“钞关”。这个“钞”即指“宝钞”而言，没有任何歧义。嘉靖年间成书的雷梦麟《读律琐言》，对《大明律・户律・仓库》的“虚出通关朱钞”一律，已有如下注解：
　　钱粮通完，出给印信长单，谓之通关。仓库截收，与之朱批照票，谓之朱钞。[24]
本朝的法律用语，需要用“朱批照票”这样的话来解释，也正说明它已不再流行。
　　在明代文献中，对于纳户收执的单票，名称不一。有所谓“官票”[25]、“印票”、“号票”等等，还有与“放票”相对而言的“收票”。[26]几乎所有用于作为凭证的简单公文书，都称之为“票”。众所周知的“票拟”一词，也产生于明代。杨士奇《汉府之变二》云：“凡中外所进章疏，专命公批。未及命，携出条旨，许用小票墨书，帖各疏，面以进。”[27]这段文字，是解释明朝一代制度中的“票拟”的权威依据。“小票墨书”，说明当初的“票拟”之票，也是简单公文书。明代用“票”来指称公文书，在洪武年间业已出现。《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三年，榜谕各处税课司局巡拦，令计所办额课，日逐巡办，收于司局，按季交与官攒，出给印信收票。不许官攒侵欺，致令巡拦陪纳。违者重罪。”[28]这条材料虽然还需要找到更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大致可以说明，在明代初期，“票”也是一种公文书的名称。
　　成化、弘治间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述及移文中的用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袭误用而未能正者”。他“姑举一二”，其中举“票”字说：“票与G同，本训急疾，今以为票帖。”[29]陆容说票本训急疾，系采用颜师古注《汉书》的说法。在宋人董冲的《唐书释音》中，“票”的释义有两个：一是“轻”，一是“急”，采取的也是颜师古的解释。虽然对于“票”在明代以前的情况，尚需要作进一步考察，但陆容的话，可以使我们确信，到明代中叶，“票”的主要意义已指公文书中的“票帖”。
　　从明代文献的记载看，关于“连票”或“串票”的记载，或者说“连票”和“串票”的说法，是在用“票”字指称公文书的“票帖”之后，也就是在“票”字流行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可以推定：作为单票技术的“连票”和“串票”，产生于明代中期。
　　明代在单票技术的发展上，不仅在原来的簿票技术上产生了“二连票”，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三连票”。“三连票”是在“存根”和“收执”二票基础上，增加登都图或给总催的一票而形成的。为什么“二连票”会发展成“三连票”？易言之，为什么需要给一票与“都图”或“总催”？
　　回头看前引傅岩《歙纪》的记载。《歙纪》说，歙县所用的连票“旧止两连”，这种“二连票”有一个问题，就是“临期迫促，不能逐里查对，弊蠹自生”，所以需要“增连票以便查对”。所增的连票是“第一幅每日晚堂缴进，候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歙县的做法，是将这一幅连票缴进“内衙”，但其用途在于“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易言之，这一幅连票的作用在于催追民户未完的钱粮。但从万历年间各地出现的“串票”格式看，这一幅连票用于交给“都图”或“总催”，作用则与歙县的连票相同，是催比钱粮。这是明代后期的普遍做法。清代康熙年间颁行“三联印票”，所增的一联也是用于“会差役应比”。所以，明代后期流行的“三连票”，是分别由三方收掌：一票为存根，存于衙门，以便核算；一票为收执，给付纳户，以为交纳的凭证（执照）；一票则给催比钱粮人役执掌，以为催比钱粮的依据。
　　在“一条鞭法”之前，钱粮征收由粮长和里甲长负责。“一条鞭法”，将所有的徭役折银，由官府征收“银差”，再由官府雇役。但这个改革是不彻底的。政府雇役的部分，仅限于“均徭”和“杂泛”。“里甲正役”（包括粮长），虽然也在革除之列，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他们还是以“力役”的方式为官府服务。不过，这场改革在这一点上，不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在钱粮征收上，相关徭役的名称改革了。在官方文书及相关文献上，由于黄册制度还存在，徭役编审仍然按照轮流的方式承担，所以出现了“里排”、“递年”的名称；催征钱粮方面，有“经催”、“催头”的说法；解运钱粮方面，则称“解户”、“解头”等等，避免了里长、甲首、粮长等原来的名称。但民间仍然延续了原来的称呼，还叫“里长”、“粮长”。按照“一条鞭法”的宗旨，这些“差役”都是要革除的，统一由州县衙门来负责和实施一应钱粮的征收。但实际上这根本做不到。官府可以雇佣更多的“衙役”来催征钱粮，但这些衙役下到乡里，犹同虎落平阳，无从措手。所以，必须依靠“地方”，也就是里甲，来实施钱粮的催征。“一条鞭法”之后，虽然已颁行《赋役全书》，一省一府一州一县的钱粮，根据《赋役全书》来征收。但基层的黄册制度还存在，黄册仍然一年一大造，“徭里银”的编审，仍然按照轮年排役的方式进行。一些必须由“亲身力役”方式承当的差徭，仍然按照黄册编审而定的次序应役。这就是说，“一条鞭法”虽然出现了将赋役折银征收、将州县的钱粮征收的权力全部收归官府实施这样的重大举措，但原本的黄册制度并未有大的改变。黄册编审制度在明代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一条鞭法”的结果，而是经过明代前、中期长时期渐渐演化而成的。实际上，“一条鞭法”正是黄册制度演变中的一个产物。既然由黄册制度来维系的里甲制仍然存在，“一条鞭法”之后出现被后人所诟病的“条外有条，鞭外有鞭”，也是势所必然。至于明代晚期，面对时局而出现征派“无艺”，大概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避免的。“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征银，且规定让所有的纳户“自封投柜”，不允许“揽纳”，这似乎理顺了州县衙门与民户之间的钱粮征收关系，但民户交纳钱粮不可避免地存在迟纳和拖欠的情况。由谁来负责催交未完部分的钱粮？州县衙门可以直接作出反应的是，派遣衙役下乡催交。但正如前文指出，衙役下乡根本完不成衙门交给他的任务。更严重的是，衙役下乡出现了敲诈勒索的局面，不仅未能完成催粮的任务，反而激化了官府与民众的矛盾。所以，明代州县衙门一般还是采取先用“见年里长”催征本里钱粮，遇到拖欠不纳钱粮的“顽户”，再派差役拘比。
　　用“见年里长”负责催征本里钱粮，这是明初以来的老制度老办法。“见年里长”在“一条鞭法”之后既未革除，官府也没有给与“工食”，所以不是“雇役”，而仍然是赤头赤尾的“力役”。在“一条鞭法”之后，由于赋役合并折银，徭役和田赋变成了“条银”，“见年里长”的处境更为艰难了。由于折银征收，官府的征收办法也发生了改变。原来在“本色”征收之时，“任土作贡”，原则上是产什么就交什么，所以夏税秋粮所征收的主要是实物（粮食、布匹、丝绢等）。这些产物都是季节性的，征收非时，根本做不到。但当这些征收物被折算成银子（货币）交纳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官府将民户一年承担的“条银”，分摊到除过年前后官府的“封印”期和夏季农忙时的“停忙”期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之外的其余月份，用“分限”的办法，要求民户陆续交纳。
　　这种分限交纳的办法，在明中期“银差”出现之后就开始了。但在普遍推行“一条鞭法”之后，这种分限交纳的办法，分得更为细致，许多州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省份，开始分“十限”交纳的办法。
　　分十限交纳的做法，是在折色交纳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以“十”为数分成十个单位的做法，在明代以前也早就出现。但明代后期州县征收钱粮，分十限完成，当与张居正所推行的“考成法”有关。“考成法”的宗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从朝廷的内阁、部院一直到州县，各级衙门都实施“考成法”。这种考成法，以“十分”计算官员的政绩，且与官员的仕途前程相关联。这就导致了地方官员用“十分”的办法，向民户征收钱粮。将民户一年所承担的钱粮，分为“十分”，大体上是每一个月完成一分。每一分以为“一限”，分别计算，单独完成。这种办法，毫无疑义促使了民户在一年之中，不断地需要将家庭生产所得投向市场，交换成货币来交纳官府的钱粮。因此，明代的赋役折银的财政制度，不仅是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也同时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在这样的货币经济时代，民众在交纳钱粮上完全打破了原来“两税法”的征收与生产相配合的季节性。而在承担着官府催征责任的“见年里长”，其工作也完全没有季节性可言。在“有漕省份”，漕粮以及白粮的征收，仍然按照十月开征，十一月兑完的制度。这段时间，“见年里长”以及其他“里递”或“排年”，还有“粮长”，会更加繁忙。但“有漕省份”也有“条银”，其他非有漕省份则完全以“条银”征收。这部分“条银”，就分配成“十分”交纳。每一分都是一限，都需要完成相应的份额。限期届临，“见年里长”都要到州县衙门去“应卯”。因为其目的是“比较”各里钱粮在本限内的完欠情况，所以又称为“应比”。
　　里长的“应比”，相当于官员的“述职”，但又不同。官员的述职是向上司陈述自己的政绩，当然也要作自我对照、自我检查。而里长的“应比”，完全是所谓“听比”。钱粮征收的完全情况，掌握在官府之手。官府有柜收的“流水日收簿”、“日收总簿”、还有连票的“存根”，负责一州一县的“户房”在一个限期将到之时，还会开具“比单”。因此，里长完全是听凭官府告知本里的钱粮完欠情况。完成情况好，当然会得到官府的奖励，但更多的是“责罚”，而且这种责罚不仅仅是口头上，往往有行为上的体罚。这种情况，与诉讼中的“刑讯”完全相同。“刑讯”与“刑罚”不同，“刑罚”是判决之后的处罚，其法载在《明律》，即笞、杖、徒、流、死，此外有充军、迁徙、凌迟和枷示、“罚赎”等；“刑讯”是在审讯之时所采用的审问手段，轻则掌嘴，重则讯杖，还有更为严厉的夹棍、指等。通常所谓“非刑”，便产生于审讯的环节。当然，催征钱粮的“见年里长”不是诉讼中的两造和中证，更不是命盗重案中的犯人，严厉的刑讯手段用不上，但轻则掌嘴，重则讯杖，往往难免。“责罚”的目的，当然在于让“见年里长”着力催追拖欠的钱粮。但这样的“听比”，也让“见年里长”常常觉得冤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在里甲民户在本限内的实际完欠情况。他们在年初之时，从官府里领取了本里民户所纳钱粮的“由帖”或“由票”，分发给本里民户，但每限的交纳，是纳户自己到衙门里“自封投柜”，“见年里长”并不都眼同交纳。里甲民户，按照黄册编审，陈陈相因，但一里之内的民户早就不是明初时同住一个地方，或者相邻数个村庄那么简单，而是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甚至还有外州外县的寄庄户。这些纳户在交纳钱粮之后，并没有告知“见年里长”，“见年里长”本身也只是普通的民户，不过轮年值役而已，也有生产、完粮的责任。因此，当“听比”之时，因为一里内有民户未完本限钱粮而受责罚，不免冤枉。再者，一年分作十限，即使以十次听比而言，每次都要受到责罚，“见年里长”已无可承受。事实上，在收获时节，官府还会加大催征力度，再分上、中、下三限的办法，来催比钱粮。“见年”的苦难，可以想见。
　　显然，责罚可以让“见年里长”更为用心用力来催征钱粮。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纳户的交纳情况，“责罚”不过是事后的追究，如果让他们“事前”及时知道本里纳户的交纳情况，“见年里长”在催征钱粮过程中便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催征的效果会好得多。因此，必须在制度上作出安排，以提高“见年里长”催收民户交纳钱粮的效率。说到底，是提高官府催比钱粮的效率。于是，“二连票”又增出一幅，成为“三连串票”。
　　万历《嘉定县志》说知县朱廷益创立“三连票”，“民间纳户，始知所程”。娄坚所撰《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所谓“虽愚民不至于倍输”。万历《南安府志》载大庾、南康二县实行三连串票之法，也说“无重追虚纳增减之害”。都在强调“三连票”中纳户收执一连的意义。而在傅岩《歙纪》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在“二连票”基础上再增加一连票的成为“三连票”的意义。增设的第三连票，其作用在于催征。




[1]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征收。
[2]雍正《大清会典》卷三一，户部九，赋役一，征收。
[3]雍正《大清会典》卷三一，户部九，赋役一，征收：雍正三年议准，“令各省布政司严督各州县，务须查明的户实征数目，亲查欠户，次第摘催。更刊四连串票，一张送府，一存串根，一给花户。其一张于完钱粮柜傍另设一柜，花户完银之时，即将一张自投柜中。每夜，州县官取出批对流水，勾销欠册。”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十六，户部，田赋三，催科事例。
[5]朱廷立：《盐政志》卷一，禁约。
[6]万历《嘉定县志》卷九，职官考下，宦迹。
[7]万历《嘉定县志》卷八，官师考上，官师年表；卷九，职官考下，宦迹。
[8]娄坚：《学古绪言》卷二。
[9]《明史》卷二八八，唐时升传。
[10]案：清康熙《南安府志》卷一二，宦迹纪，有洪有助传，内容一承万历志，略有删节。雍正《江西通志》卷六五，名宦九，南安府，也有洪有助传，系抄录康熙志。
[11]万历《武进县志》卷四，钱谷二，征输。
[12]万历《武进县志》卷四，钱谷二，征输。
[13]傅岩：《歙纪》卷八，纪条示，立法征收。
[14]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304页。
[15]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户部四，赋役。
[16]吴遵：《初仕录》（《官常政要》本），立治篇，户属，慎仓库。
[17]陆陇其：《读朱随笔》卷四，“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九”。案：《律》指《大清律》。《大清律例》户律・仓库上，载有“虚出通关朱钞”律。此律系因袭《大明律》。《大清律例》注：“凡钱粮通完出给印信长单为‘通关’。仓库截收则暂给红批照票为‘朱钞’。”这也是明人的解释。……又，《社仓事目》见《晦庵集》卷九九，其中云：“收支米讫，逐日转上，本县所给印历，事毕日具总数申府县照会。”
[18]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三，纪赋册粮票。
[19]《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
[20]《通制条格》卷一四，仓库，关防。
[21]《通制条格》卷一七，赋役，科差。
[22]《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户部卷一一，典章二五。
[23]正德《明会典》卷一三五，刑部十，仓库，明律（四库全书本）；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四，律例五，户律二，仓库。
[24]雷梦麟：《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25]《初仕要览》“催科”条：“愚谓每都图应设一长单，前载本图粮赋之总额，尾分各甲银米之多寡，约以日期，计以银数，每限完至几分，违则令里长经催各执，一月至期，依则输纳自到投柜，不假揽歇之手。纳后给我官票，填彼长单完及数目，不必候点，不及者拘正身责之。”
[26]《新刻牧民政要》“号票”条：“印信收票，州县皆行之。但限数不明，号数不对，有用假票瞒官者，有买真票抵限者，有诈伪而侵匿者，弊不可言。今以每限之银，编每限之号票，与簿合钤年月，如印日限簿带号，互为稽查。虽积猾老奸，无所容其洗改矣。若钤号或有重编，印票不无用剩，关防查验，是在有司加之意耳。”
[27]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二，保治。案杨士奇在此文述宣德时夏原吉事，“公”指夏原吉。
[28]正德《明会典》卷三二，户部一七，金科，库藏一，课程，事例。
[29]陆容：《菽园杂记》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