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國史探微
秦漢時期，高度集權的統一王朝形成並得以鞏固。『大一統』的政治體制，成就了『萬裏長城』的工程。秦漢長城的修建，是中國建築史上的重要事件，對於中國軍事史、中國經濟史和中國民族關係史，也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從生態史的角度考察秦漢長城的規劃、施工，以及秦漢長城的作用，也會獲得有價值的發現。
長城：生態區的分界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進行經濟區的劃分，曾經指出『碣石、龍門』一線是標定當時農耕區和畜牧區的分界：
夫山西饒材、竹、b、r、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梓、K、桂、金、錫、連、丹沙、犀、x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是以牧業作為主體經濟形式的地區。其實，秦漢時期『龍門、碣石』一線與長城線在相當長的區段相互重合。事實上，也可以說，秦漢長城是劃分當時農耕區和畜牧區的界線。
確如有的學者所說，『農區和牧區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其界線在我國歷史上已有多次變動。』對於劃分農區和牧區分界的指標，意見有所不同。有的學者主張『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等值線為界』，又有幅度為降水量400毫米保證率20-50％的地區作為過渡帶。有的學者提出，在有的地區農牧氣候分界值應以年降水量450±30毫米作為主要指標。也有的學者認為，在不同地區應當以春季≥8級大風日數為主導指標，年濕潤度0.3為輔助指標；或以農業氣候積溫1500℃為主導指標，一月平均氣溫-30℃為輔助指標。有的學者則以年濕潤度0.6線及日平均氣溫≥0℃的積溫3000℃等值線作為劃分界線。[1]儘管指標有所不同，但是所劃定農耕區和畜牧區的分界並沒有實質性的差別。當我們對歷史時期的農區和牧區分界進行考察時，或許以年降水量為主要指標較為可行。
王毓瑚先生曾經指出，戰國至於西漢時期，『長城基本上成為塞北游牧區和塞南農耕區的分界線』，『長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們所劃定的農作物複種區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複種區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為種植區發展的自然條件比較差的地帶。因此從農業的角度來說，古代修築長城時，顯然也考慮到了發展和鞏固耕種業的自然條件。築起長城，把原來黃河流域的農耕區以及自然條件較差而還比較適於發展種植業的沿邊一帶圈到裏面，靠着長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種區，就會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與草原田比鄰的地帶變成了農耕區，邊防才能更有保證。』[2]這樣的分析，是符合秦漢時期的歷史事實的。
對於長城以外地區的生態形勢，【漢書・地理志下】關於河西地區的如下文字可以看作具有典型性的描述：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H宜畜牧，故鮒葜畜為天下饒。
顯然，這一地區對於畜牧業的發展，有相對適宜的生態條件。據【史記・匈奴列傳】說，塞外『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匈奴等游牧族，即基本經營單一的畜牧業，『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if、PB、nw。』
漢代西北邊地因特殊的植被條件，或稱『流沙』[3]，或稱『沙漠』[4]，或稱『沙幕』[5]，或稱『積沙之地』[6]。【鹽鐵論・輕重】說：『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漢書・匈奴傳下】也說：『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u，多乏水草。』【漢書・霍去病傳】寫道，漢軍與匈奴作戰，曾經遇到『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的情形。當地局部地方的沙塵暴顯然頻繁發生。敦煌漢簡於是可以看到『日不顯目兮黑雲多，月不可視兮風非（飛）沙』（2253）的簡文。【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記述蔡文姬故事，引錄其詩，有『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句。傳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煙塵蔽野』以及『疾風千裏兮揚塵沙』，『風浩浩兮暗塞昏營』等辭句，也形象地記述了當地的自然景觀。
由於氣溫分佈特徵和熱量資源等因素的影響，塞外生態條件也不適宜發展農耕。這些地區冬季在蒙古高壓控制下，寒潮侵襲頻繁猛烈，每遇強大寒潮襲擊時，出現的低溫和極端低溫常常達到內地農人難以想像的程度。河西漢簡資料中多有可以直接體現這一情形的例證。如居延漢簡所謂『盛寒不和』（494.4B），所謂『苦候望春』（45.6B），所謂『始春未和』（435.4），所謂『始春不節』（E.P.T43:56），所謂『方春時氣不調』（E.P.T50:50）等，以及敦煌漢簡所謂『春時風氣不和』（779），所謂『方春不和時』（1448），所謂『莫樂於溫莫悲於寒』（1409A）等簡文，大多作為民間書信用語，真實生動地反映了人們對當地的氣候條件的感受。
近年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收穫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簡文：
（1）二月中送使者黃君遇逢大風馬警折死 Ⅱ0215④：71
（2）縣泉地碩嚳T立干操毋□其濕也 Ⅱ0211②：26
（3）敦煌酒泉地撕不雨蚤殺民田 Ⅱ0215③：46
簡文的釋讀，應當作：（1）二月中，送使者黃君，遇逢大風，馬驚折死；（2）懸泉地勢多風，T立乾燥，毋□其濕也；（3）敦煌、酒泉，地勢寒不雨，早殺民田。[7]也都反映了當地氣候條件的惡劣。
秦漢長城的規劃和修築，是考慮到生態環境的因素的。人們甚至在長城局部區段的走向上也可以發現有關例證。比如，史念海先生在實地考察秦昭襄王所築長城時曾經注意到，『最能顯示當時實際從事施工的勞動人民的才智的，莫過於現在固原和環縣間的一段。這條長城由岷縣始築，迤邐趨向東北，但在過了固原之後，卻斜向東南，繞了一個很不小的彎子。為什麼如此？現在這個彎子以北的自然條件就足以作為說明。前數年我到這裏考察時，這裏正是一片鹽鹼地帶，深溝淺壑往往盡呈白色，水草也相當缺乏。這當然不是近年才有的情形。長城到此繞個彎子，就可把不利的自然條件留給攻城的對手。』[8]
所謂『不利的自然條件』，推想當時規劃者和施工者的心理，首先是『不利』於發展農耕的『自然條件』。
當然，我們說長城可以看作畜牧區和農耕區的分界線，只是基本形勢大略如此。
我們看到，實際上西漢時期北邊長城防線，其西段已超越現今年降水量400毫米線及通常所劃定東部季風區域與西北乾旱區域之區界250至720公裏。[9]這一情形，與秦漢時期的氣候條件與現今有所不同，較今溫暖濕潤的因素有關。[10]
長城以外的匈奴活動區域，其實也有經營穀物種植的歷史記錄。例如【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裏，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K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余粟以歸。』又如【漢書・匈奴傳上】也寫道：『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顏師古註：『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這些記載，都說明當時長城以北其實並非絕對的純牧業區。
長城以內當然也有集中發展畜牧經濟的適宜的條件。漢王朝策劃所謂『馬邑之謀』時，匈奴入塞，『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11]，或謂『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12]，即說明塞內也有廣袤的以畜牧業為主體經濟形式的地區。【漢書・敘傳】說，秦末以來，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當孝惠、高后時，已財雄邊。』顏師古註：『樓煩，雁門之縣。』典型的例證又有漢景帝時匈奴入上郡取苑馬事。[13]據【漢書・地理志下】，當時長城以內的軍馬基地，有北地郡靈州的河奇苑、號非苑，歸德的堵苑、白馬苑，郁郅的天封苑，西河郡鴻門的天封苑等。又遼東郡『襄平，有牧師官』。[14]
不過，長城以內臨邊居民的經營內容，往往是農耕和畜牧並重的，如【後漢書・馬援傳】所說，『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
長城營造對於區域生態的影響
秦漢時期，是中國長城建造史上的重要時期。
秦長城雖然利用了戰國長城的基礎，但是許多地段已經再向外拓展，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當時那裏還是多半未經開發的荒蕪之地』。長城的修建，對於『開發邊區，發展農牧業經濟』，起了積極的作用。[15]
班彪曾經沿長城而行，作【北征賦】，其中寫道：『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秦乎築怨。』張衡【東京賦】以所謂『人力殫』記述秦始皇徵用民力過度，薛綜註：『天下之力，盡於長城……。』[16]也指出長城工程曾經迫使眾多役人遠至塞上艱苦勞作。伴隨長城工程，又往往有大批移民北上實邊。秦始皇時代已經可以看到有關記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以m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三十四年，m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益發謫徙邊。……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賈誼【過秦論】於是寫道：『（秦王）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西漢仍多次組織移民充實北邊。漢文帝曾採納晁錯建議，募民徒塞下。漢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募民徒朔方十萬口。元狩三年（前 120），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萬口。元狩五年（前 118），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17]此後，又不斷向河西等地移民。【漢書・地理志下】說：『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河西四郡）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
內地移民基於本身的生產生活行為慣性，很自然地將中原傳統的農耕經營方式帶到了長城沿線，從而可能改變當地原有的生態條件。雖然畜牧易以致富[18]，政府也有對於畜牧業發展給予指導、保護和資金幫助的政策[19]，但是畜牧業經營除投入成本昂貴外，又難以在當年見效。於是長城移民的選擇，可能仍然以農耕為重。
而執政者的長城規劃，其實也是考慮到在長城地區發展農耕業的。正如前引王毓瑚先生所說，『古代修築長城時，顯然也考慮到了發展和鞏固耕種業的自然條件。築起長城，把原來黃河流域的農耕區以及自然條件較差而還比較適於發展種植業的沿邊一帶圈到裏面，靠着長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種區，就會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與草原田比鄰的地帶變成了農耕區，邊防才能更有保證。』
【漢書・晁錯傳】記載，晁錯曾經說到當時『募民徒邊』，在所謂『胡貉之地，積陰之處』建設農耕生產基地的措施：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裏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推廣源生於中原地區的以農耕為基礎的經濟文化，看來確實成為北邊移民基本的生產與生活的內容。內地農民來到長城沿線，『作有所用』，『種樹畜長』，於是改變了當地所謂『胡人衣食之業不着於地』的情形，打破了『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的傳統經濟形式。據【漢書・地理志下】記述，河西四郡『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谷價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特殊的生態條件下形成了新的經濟生活的秩序。在『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農耕經濟發展至於『風雨時節，谷價常賤』，原有生態條件受到影響，是必然的。
通過甘肅武威磨咀子48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木牛犁模型以及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壁畫墓牛耕圖等文物資料[20]，可知牛耕已在北邊地區得到推廣。由上述資料，可知當地使用的犁架由犁梢、犁床、犁轅、犁衡、犁箭組成，作為畜力犁的主體部件均已具備。遼寧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出土的巨型犁鏵，據推測了能是用數牛牽引的開溝犁[21]，可以體現當時北邊地區對於水利灌溉事業的重視。【漢書・溝洫志】記載：漢武帝塞瓠子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據【漢書・地理志下】記載，敦煌郡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又龍勒縣，『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史記・匈奴列傳】記載：
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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