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史探微
秦汉时期，高度集权的统一王朝形成并得以巩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成就了“万里长城”的工程。秦汉长城的修建，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军事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从生态史的角度考察秦汉长城的规划、施工，以及秦汉长城的作用，也会获得有价值的发现。
长城：生态区的分界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经济区的划分，曾经指出“碣石、龙门”一线是标定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
夫山西饶材、竹、b、r、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K、桂、金、锡、连、丹沙、犀、x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以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其实，秦汉时期“龙门、碣石”一线与长城线在相当长的区段相互重合。事实上，也可以说，秦汉长城是划分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界线。
确如有的学者所说，“农区和牧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其界线在我国历史上已有多次变动。”对于划分农区和牧区分界的指标，意见有所不同。有的学者主张“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等值线为界”，又有幅度为降水量400毫米保证率20-50％的地区作为过渡带。有的学者提出，在有的地区农牧气候分界值应以年降水量450±30毫米作为主要指标。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不同地区应当以春季≥8级大风日数为主导指标，年湿润度0.3为辅助指标；或以农业气候积温1500℃为主导指标，一月平均气温-30℃为辅助指标。有的学者则以年湿润度0.6线及日平均气温≥0℃的积温3000℃等值线作为划分界线。[1]尽管指标有所不同，但是所划定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当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农区和牧区分界进行考察时，或许以年降水量为主要指标较为可行。
王毓瑚先生曾经指出，战国至于西汉时期，“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长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为种植区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带。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2]这样的分析，是符合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的。
对于长城以外地区的生态形势，《汉书・地理志下》关于河西地区的如下文字可以看作具有典型性的描述：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H宜畜牧，故鲋葜畜为天下饶。
显然，这一地区对于畜牧业的发展，有相对适宜的生态条件。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塞外“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匈奴等游牧族，即基本经营单一的畜牧业，“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if、PB、nw。”
汉代西北边地因特殊的植被条件，或称“流沙”[3]，或称“沙漠”[4]，或称“沙幕”[5]，或称“积沙之地”[6]。《盐铁论・轻重》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汉书・匈奴传下》也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u，多乏水草。”《汉书・霍去病传》写道，汉军与匈奴作战，曾经遇到“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的情形。当地局部地方的沙尘暴显然频繁发生。敦煌汉简于是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2253）的简文。《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记述蔡文姬故事，引录其诗，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句。传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烟尘蔽野”以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风浩浩兮暗塞昏营”等辞句，也形象地记述了当地的自然景观。
由于气温分布特征和热量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塞外生态条件也不适宜发展农耕。这些地区冬季在蒙古高压控制下，寒潮侵袭频繁猛烈，每遇强大寒潮袭击时，出现的低温和极端低温常常达到内地农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河西汉简资料中多有可以直接体现这一情形的例证。如居延汉简所谓“盛寒不和”（494.4B），所谓“苦候望春”（45.6B），所谓“始春未和”（435.4），所谓“始春不节”（E.P.T43:56），所谓“方春时气不调”（E.P.T50:50）等，以及敦煌汉简所谓“春时风气不和”（779），所谓“方春不和时”（1448），所谓“莫乐于温莫悲于寒”（1409A）等简文，大多作为民间书信用语，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当地的气候条件的感受。
近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收获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简文：
（1）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警折死 Ⅱ0215④：71
（2）县泉地硕喾T立干操毋□其湿也 Ⅱ0211②：26
（3）敦煌酒泉地撕不雨蚤杀民田 Ⅱ0215③：46
简文的释读，应当作：（1）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惊折死；（2）悬泉地势多风，T立干燥，毋□其湿也；（3）敦煌、酒泉，地势寒不雨，早杀民田。[7]也都反映了当地气候条件的恶劣。
秦汉长城的规划和修筑，是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因素的。人们甚至在长城局部区段的走向上也可以发现有关例证。比如，史念海先生在实地考察秦昭襄王所筑长城时曾经注意到，“最能显示当时实际从事施工的劳动人民的才智的，莫过于现在固原和环县间的一段。这条长城由岷县始筑，迤逦趋向东北，但在过了固原之后，却斜向东南，绕了一个很不小的弯子。为什么如此？现在这个弯子以北的自然条件就足以作为说明。前数年我到这里考察时，这里正是一片盐碱地带，深沟浅壑往往尽呈白色，水草也相当缺乏。这当然不是近年才有的情形。长城到此绕个弯子，就可把不利的自然条件留给攻城的对手。”[8]
所谓“不利的自然条件”，推想当时规划者和施工者的心理，首先是“不利”于发展农耕的“自然条件”。
当然，我们说长城可以看作畜牧区和农耕区的分界线，只是基本形势大略如此。
我们看到，实际上西汉时期北边长城防线，其西段已超越现今年降水量400毫米线及通常所划定东部季风区域与西北干旱区域之区界250至720公里。[9]这一情形，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与现今有所不同，较今温暖湿润的因素有关。[10]
长城以外的匈奴活动区域，其实也有经营谷物种植的历史记录。例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K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又如《汉书・匈奴传上》也写道：“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颜师古注：“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长城以北其实并非绝对的纯牧业区。
长城以内当然也有集中发展畜牧经济的适宜的条件。汉王朝策划所谓“马邑之谋”时，匈奴入塞，“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11]，或谓“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12]，即说明塞内也有广袤的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汉书・叙传》说，秦末以来，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当孝惠、高后时，已财雄边。”颜师古注：“楼烦，雁门之县。”典型的例证又有汉景帝时匈奴入上郡取苑马事。[13]据《汉书・地理志下》，当时长城以内的军马基地，有北地郡灵州的河奇苑、号非苑，归德的堵苑、白马苑，郁郅的天封苑，西河郡鸿门的天封苑等。又辽东郡“襄平，有牧师官”。[14]
不过，长城以内临边居民的经营内容，往往是农耕和畜牧并重的，如《后汉书・马援传》所说，“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长城营造对于区域生态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建造史上的重要时期。
秦长城虽然利用了战国长城的基础，但是许多地段已经再向外拓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当时那里还是多半未经开发的荒芜之地”。长城的修建，对于“开发边区，发展农牧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15]
班彪曾经沿长城而行，作《北征赋》，其中写道：“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秦乎筑怨。”张衡《东京赋》以所谓“人力殚”记述秦始皇征用民力过度，薛综注：“天下之力，尽于长城……。”[16]也指出长城工程曾经迫使众多役人远至塞上艰苦劳作。伴随长城工程，又往往有大批移民北上实边。秦始皇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有关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m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m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益发谪徙边。……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贾谊《过秦论》于是写道：“（秦王）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汉文帝曾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徒塞下。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募民徒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前 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元狩五年（前 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7]此后，又不断向河西等地移民。《汉书・地理志下》说：“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内地移民基于本身的生产生活行为惯性，很自然地将中原传统的农耕经营方式带到了长城沿线，从而可能改变当地原有的生态条件。虽然畜牧易以致富[18]，政府也有对于畜牧业发展给予指导、保护和资金帮助的政策[19]，但是畜牧业经营除投入成本昂贵外，又难以在当年见效。于是长城移民的选择，可能仍然以农耕为重。
而执政者的长城规划，其实也是考虑到在长城地区发展农耕业的。正如前引王毓瑚先生所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曾经说到当时“募民徒边”，在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建设农耕生产基地的措施：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推广源生于中原地区的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文化，看来确实成为北边移民基本的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内地农民来到长城沿线，“作有所用”，“种树畜长”，于是改变了当地所谓“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情形，打破了“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传统经济形式。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特殊的生态条件下形成了新的经济生活的秩序。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原有生态条件受到影响，是必然的。
通过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牛耕图等文物资料[20]，可知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由上述资料，可知当地使用的犁架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组成，作为畜力犁的主体部件均已具备。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了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21]，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又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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