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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 而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展現的卻是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景象。如果說西方是一種『普遍主義』，那麼中國文化展現的則是『特殊主義』，因為人倫情感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佔據主要的地位。中國人不需要外在的宗教就能夠坦然面對生死，不需要人為地製造意義照樣能夠堅持獨特的形而上追求。因為什麼呢？人倫情感，中國人的價值取向不在外在世界，就在現世，在由血緣連接起來的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尼采殺死了上帝，西方人不知所措了，因為上帝對西方人很重要。但對中國人來說，又沒有上帝卻是無關緊要，但如果被自己的家人拋棄，沒有親人，沒人關懷，卻是不可忍受的。所以中國人沒有向外擴張的興趣和愛好，一切皆在當下，在當下脈脈含情的人倫關係中。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國人對遙不可及的事從表現為有意迴避，存而不論，而不像西方人追求真理一樣，儘管不能佔有，但卻把生命的意義寄托在這種永不停住的追求之中。這充分表明了中國人生存的世俗性和情感化。
梁漱溟在其著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寫的那樣：『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條路徑樣法：（一）向前要求；（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這是三個不同的路向。這三個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們觀察文化的說法都以此為根據。西方文化就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而中國文化則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的這種劃分也許過於武斷，將人類繁雜多樣的文化形態納入到這三個不同的意欲追求方向當中，未免過於牽強。但他由此對中西文化所做的中肯卻是中肯的。無獨有偶，美國學者許R光在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從社會組織形式中找到中國、印度、西方三種文化之不同的關鍵所在。他認為，人之所以不同於野獸，源於人有着超出生理需要之外的社會需要，如社交、安全、地位等。這些需要不是任何一個個體的人能夠獨立實現的，要滿足這些需要，必須藉助於社會集團的力量。人類的社會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團』中得到滿足，當『初始集團』滿足不了這些要求時，人們便要在『二次集團』中尋求滿足。無論中國人、印度人還使西方人，他們的『初始集團』都是一樣的，即家庭。然而，中國人、印度人、西方人在『二次集團』的選擇上卻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國，我們發現極為重要的二次集團是宗族；與之對照，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極為重要的二次人類集團是種姓，在美國則為俱樂部（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它指的是親族集團之外的所有無論出於何種目的而結成的自由協會或團體）。正是由於『二次集團』的不同，導致了三種文化的巨大差異。即中國人的『情境中心主義』和『相互依賴』，印度人的『超自然中心主義』和『單方面依賴』，美國人的『個人中心主義』和『自我依賴』。顯然，與梁漱溟相比，許R光的這些觀點更具體、更細緻，也更有說服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既沒有告訴我們，家庭何以一定會成為各種文化之共同的『初始集團』，他也沒有告訴我們，中國人、印度人、美國人何以會在共同的『初始集團』的基礎上選擇了不同的『二次集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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