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資治通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1）

  來源: 新浪

五l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l大夫死，秦國男女流弟，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在中國文化特殊的基調和底色下，外王之術必須要以內聖之方作為根基，否則就會成為強加在民眾上面的外在規範和制度。對他們來說這是異己化的，而不是自己發內內心去遵守的。失去了內心的自覺，外在的循規蹈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因為在這樣一個強調愛有差等，上下有別的文化中，任何制度和規範都是從上至下的，因此，這些規則和制度是否良性，是否是民眾自覺遵守的遊戲規則，則成了關鍵。中國文化的價值獨斷和道德要求，首先要求制定這些規則和制度的領導者必須在道德上賢明的，因為只有賢明的君主才會實施『仁政』，而『仁政』在遭遇民眾中的每一個個體的時候，就會很容易被後者接受，在行為上表現為自覺，儘管沒有外在的強制。所以，『內聖』和『外王』必須統一起來。所以說，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恃力，是『內聖』的缺陷，必然導致『外王』方面的『亡』;相反，恃德，則是『內聖』的修煉，必然導致『外王』的『昌』。只有『內聖』和『外王』的有機結合，才能出現天下『大治』。
　　
商鞅之死，其根本在於沒有立足於『內聖』，而是片面、畸形化地去追求『外王之術』。商鞅本屬『三晉』，而『三晉』之學多為事功之學，還少關注人生的意義，道德的修養和品質的培養這些近乎玄虛的問題，他們的學問很實在，就是如何讓國家富強。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同為東方之學，其實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出現了『齊魯之學』與『三晉』之學的斷裂和分野，前者不追求功利，而在於全面性地改良社會土壤，推動文明的進步和人類的進化，是一種形而上的『內聖之學』，而『三晉之學』則是追求外在功效，帶有明顯功利色彩的『外王之術』。前者看得遠，注重玄思，但卻『外王』無術，我們後面還會詳細談。後者眼光近視，對看重當下之功效，而不注意土壤的改良，比較務實，但卻『內聖』無方。趙良通過商鞅和百里奚的對比，形象地道出了二者的差別和學識上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