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天涯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发笑的不是别的，是人行动的结果恰恰背离自己动机的初衷。这就是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玩笑”。
历史沉浮，无论是流血的战争，激进的变革，从宏观的角度看，目的无非两个：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从理论上讲，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国家不富强，经常遭受侵略欺凌，国内的人民哪里有幸福可言？话说回来，国内的人民饥不裹实，颠沛流离，这样富强起来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二者似乎是统一的。
但我们纵观历史的长河，问题决非如此简单。逻辑上的统一无法阻碍现实中的断裂和分化，以至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成了历史中的一个两难选择，无法同时兼顾，要么选择前者，要么选择后者。
《吕氏春秋・长见篇》曾经有这样一个记载：周武王灭纣以后，把吕尚封在了齐，把周公旦封在了鲁。有一天，吕尚和周公旦的关系不错，二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治国之道。周公旦问吕尚：“何以治国？” 吕尚回答说：“尊贤尚功”.吕尚问周公旦：“何以治国”周公旦回答说：“亲亲上恩。”太公望说：如果你这样治理国家，鲁国的国力就会慢慢地削弱了。周公旦反驳说：鲁国虽然削弱了，但我的子孙却能前后相继，齐国看似强大了，但齐国以后的君主未必姓吕了。此言果真不假，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齐国果然不是吕家的天下了；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但却是三十四世而亡。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盖尊贤上功，国威外达，主权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弑之祸；亲亲尚恩，以相忍为国，虽无篡弑之祸，亦不能致富也。
更为糟糕的是，国家也不富强，人民也不幸福，既没有做到“国威外达”，也没有做到”亲亲尚恩“也就是内忧外患。这种场景可以说糟糕到了极点。
历史的发展可能正是为吕尚和周公旦的这一段对话作注解的。但更为微妙的是，不同的历史给出了不同的选择。战国时代，战乱纷呈，民不聊生，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拳头说话，那些不富强的国家只有挨打受气的份，相反，那些拳头较硬，实力较强的国家却是占尽了上风。在这种”争于力气“的年代，谁还会去推行“亲亲尚恩”呢？我们看到，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唯一的目的不过是国家富强。
秦国强大了，强大到无人能敌。但是，秦国的百姓却遭殃了。战国时代，哪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最苦？是秦国。哪个国家的臣子最不好当，也是秦国。如果我们看看秦国的历史，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采取严刑酷法对百姓进行镇压，不是上战场打仗，就是被身边的人监视，大气都不敢出，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可能丢掉性命。在这样一个丝毫没有安全感的国度里，又会有什么幸福感呢？《资治通鉴》中说：“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商鞅执法极其残酷，在当宰相的十年中，曾经在魏水河畔处决犯人，把渭水都染红了。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呢？估计没有人愿意。秦国曾经攻打上党，上党的老百姓都跑到赵国去了，他们知道，一旦成为秦国的子民，就无疑下了地狱！正如鲁仲连所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彼即肆然而为帝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 鲁仲连作为山东的文明人，对秦国的野蛮嗤之以鼻，说秦国是“尚首功之国”。秦国的士兵看下敌人的一个脑袋，就晋爵一级。所以，秦国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不仅仅把敌人杀死就完了，还要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别在裤腰带上，继续向前冲，杀的人多了，裤腰上的脑袋就多了，有时候多大七、八个。试想，一个浑身献血，腰带上别着七、八个鲜血淋淋的脑袋，还在向前冲杀，谁见了谁不会害怕？所以秦国是“尚首功之国”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所以，秦国是通过高压、酷法强制性地将国家的内耗降低到最小，从而富国强兵（别忘了，富得不是民，而是国家。强的不是人，而是“兵”的角色）。也正因为此，秦国通过对国内人民的压制换取了国家整体的利益，最后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吞并八荒，统一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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