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知行合一”还是“知行分离”？

  来源: 新浪博客

在《资治通鉴》的这段文字中，申不害的“知”和“行”发生了分离。他一方面推行治国之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规则，另一方面，当人情世故面临到他自己身上时，也也会不由自主地违反起自己所主张的观点来，所以招致了韩昭侯的非议。可见，在申不害这里，“知”和“行”是分裂的。  
    中国文化是一种“轻知重行”的世俗文化，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尽管中国文化中的“知行关系”也有从认识论方面来阐述的，比如墨子，但毕竟没有形成主流，因为中国文化向来注重的是道德实践，而非改造自然界，满足物质利益的功利实践。正因为此，“知行合一”才有着市场，并逐渐成为了文化中的主流。在这里，所谓“知”，不过是“致良知”，是对内心中对“大体”的体认，从而上升为一种道德实践上的自觉。所以，知和行是统一的，须臾不可分离。这种观点和苏格拉底的观点思路是一致的：一个人之所以作恶，只是不知道善是什么，一旦知道了“善”,恶行自然就会停止。知道什么是“善”而不去行善，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正如王阳明所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既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之所发处，便是行，一念不善，便是恶行。” 于是，特殊的实践要求将“知”和“行”的关系提上了日程，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经常争论的焦点。
　　我在解读《资治通鉴》的时候，将中国文化定位为“仁”与“智”的纠缠。其实，这只是一个角度，一个视野，对之可以从各个方面加以阐发和论述。在知行关系上，“仁”和“智”的纠缠，就表现为“知”和“行”的混淆。“知”是理性的一种运作，无论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而是道德实践上的体认，都是一种理性的表达。这里，虽然个人的历史性和私人情感仍然还起着作用，但相对而言，对于纯粹的“认知”而言，“个人”往往是不在场的。但“行”却是纯粹属于“个人”的，过于私人化的东西，他不仅受到“认知”的影响，还受人的出身、信仰、情感等个人化因素的制约，可以说是完全私人化的。
　　一个人可能能对“道德”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确是一个十足的流氓。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诧异。上面的申不害，在国家治理和群体实践方面才华横溢，但落实到自己身上，却很难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将“知”和“行”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培根，是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写下了很多优美的散文，表达了其对爱情、人生、社会的很多深刻的见解，但我们哪里知道，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海德格尔是德国著名的大哲学家，但在二战期间却因为支持纳粹为他的一生打下了难以抹平的污痕；维特根斯坦尽管二十几岁就成名了，但他是一个同性恋；法国哲学家福柯死于艾滋病，叔本华去过妓院；尼采变态度追求过一个姑娘。如此等等，都是一个人的私生活，是其个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生追求，我们没必要将其的生活和个人的实践同其学说联系在一起，不能因为康德对爱情有过深刻的分析，就因此而认定其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谈恋爱的高手。如此等等，只要我们略加动脑子分析分析，就会慢慢体会到“知”和“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天然的过渡和连接。
也许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西方人大多能够将“知”和“行”、“知识”和“价值”区别开来。“知”是“知”，属于经验层面，纯粹理性的认知层面；“行”是“行”，属于超越经验的个体实践层面，二者不能相互僭越。研究马克思的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未必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纲领和指南；相反，那些信仰马克思的人，未必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我们在理性上认识到了，在行为上未必能做得到。比如一个人失恋了，他的朋友都会苦口婆心地安慰和劝告，失恋者尽管也知道朋友说的有道理，也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是就是无法在痛苦中摆脱出来。同样，那些劝告失恋者的人滔滔不绝，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如果他也失恋了，他的这些理论估计对他自己也很难奏效。  
　　正因为此，西方的名人、伟人并没有因为其在道德人格上的缺陷而影响其作为名人和伟人的地位。相反，在西方人眼里，这是非常正常的。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搞办公室恋情，大家也就是当笑话说一说，他仍然当他的总统。所以我说，在西方，“知”和“行”是分离的，你的“知”可以作为理论成果，可以作为话语，等待着大家的评判；相反，你的“行”是你的隐私，任何人都无权干涉，除非你触犯了法律。正因为此，我说西方有一个独立的“智”的传统。
　　但这个传统在中国是没有的，知和行的不可分离，使得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捆绑在了一起，道德的独断化，实践的重要性，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给“知”一个独立的地位。就拿“老师”来说，要为人师表，如果一个老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在私生活方面不检点，我们就会说他衣冠禽兽。一个科学家，其人格好像必然是完善的，经常听到对一些科学家的采访，被采访者在接受采访时总是激动地说“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之类的话，好像没有如此高的品格，就不会有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一样。其实，完全是两码事。中国人对此老是混淆在一起，很难在实践上加以区别。于是，中国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背上了巨大的道德重负，喘不过气来。比如有人说你办好事，是当代雷锋，你就必须咬紧牙关把雷锋扮演下去，稍一疏忽，就会身败名裂。因为这里没有个人多元化选择的自由，道德的评价已经将所有的选择通道完全堵死。
　　中国好像对什么都有着“独断化”的偏好。传统文化讲道德独断化，而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将西方经验层面上的科学引进来以后，又开始将“科学”独断化。对科学的疯狂崇拜，让西方人都会目瞪口呆。电视上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打着“科学”的名义对民众加以影响，从中牟取暴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科学地规划”、“科学地生活”已经深入到国人的骨髓。好像一个东西不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必须加以取缔。其实，人类切入世界的方式是多样的，认知、道德、审美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思路和角度，不能相互僭越，更不能将其中一个独断化而排斥他者。可惜，我们的文化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
　　还是波普尔说的好：是坚持价值判断的一元决定论，还是保持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二元论并存，应被视作区分封闭社会文化和开放社会文化的重要标志。
至此，对那一小段文字的解读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