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海軍彈藥供應問題（一）

  來源: 北洋水師

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海軍彈藥供應問題

――重新解讀徐建寅稟帖  

鍾 琳

   北洋海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海軍，也是甲午戰爭中中國最近代化的武裝力量，曾經號稱遠東第一。1894年9月17日，在大東溝海面發生了甲午戰爭中中日之間最大規模的一次海戰，海戰中，北洋海軍失利。其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依然是學術研究的熱點話題。
而北洋海軍在此次戰鬥中的彈藥供應問題，就是研究的熱點之一。海戰後北洋海軍中參戰的洋員曾經公開抱怨彈藥不足。美籍幫辦『鎮遠』管帶馬吉芬(P.N.McGiffin)說：到海戰結束前半小時，『鎮遠』的『6英寸炮已經發射了148枚炮彈，彈藥告罄，只有12英寸火炮（有一門已經不能使用）穿甲彈大約25發，而已無一發爆破彈。「定遠」艦也處於同樣的困境。再過1個半小時我們就將用完所有的炮彈，到那時只能聽天由命……我們仔細地瞄準射擊，但由於已經沒有爆破彈，就無法對敵艦造成多少傷害。大約在持續了半個小時的射擊後敵艦再次遠去，我們向它們發射了最後的幾枚穿甲彈，並在火炮里裝填上了僅有的3發以應付最後的關頭。』[1]英籍幫辦『定遠』副管駕戴樂爾(W.F.Tyler)也說，當時中國艦隊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缺乏彈藥。[2]
而根據日本【廿七八年海戰史・黃海役】中記載，『定遠』共發射305毫米炮彈120發，150毫米炮彈100發，而『鎮遠』則發射305毫米炮彈94發（根據統計總數核算，實際應爲97發），150毫米炮彈148發。以定、鎮兩艦的305毫米炮彈爲例子，兩艦共發射305毫米炮彈214發。定、鎮兩艦共有305毫米克虜伯炮8門，平均每門炮發射約26.75發，而標準每門炮的備彈是50發，那麼兩艦的305毫米克虜伯炮所發射的炮彈只有正常基數53.5%，如果馬吉芬所說不虛，殘餘炮彈也已經不多，那麼即使加上剩餘的彈藥，備彈也遠不到正常基數的60%，顯然彈藥儲備嚴重不足。
由此可知，在海戰中，至少『定遠』和『鎮遠』存在著彈藥缺乏的情況。『鎮遠』、『定遠』是一直堅持在海戰場上戰鬥到最後時刻的兩艘中國軍艦，其彈藥數量的多寡無疑最有代表性。雖然按照馬吉芬的回憶，兩艦主炮彈藥將用盡時海戰也已基本結束，似乎對於海戰沒有產生直接影響，但是由於日本軍艦多無裝甲或者是輕裝甲艦，爆破彈對其破壞力最大，由於最後階段缺乏爆破彈，對日本軍艦的殺傷力大減。同時考慮到在炮彈供應緊張的情況下，炮手可能放慢了發射速度，事實上會限制定遠、鎮遠兩艦火力的正常發揮。『來遠』幫帶大副張哲瘓馱經說，在黃海海戰中，有『因彈子將罄而炮故緩施者』。[3]這無疑也嚴重影響了北洋海軍的戰鬥力。
對於這種情況，當時軍內外的外籍人士都普遍認爲，北洋海軍缺乏彈藥的主要責任在天津方面，完全是岸上官吏的貪污與賣國行爲所致。肯寧咸說：『中國人在鴨綠江上(指黃海海戰――引者)是可以得勝的，假使他們的炮彈不是實著泥沙。這不是海軍提督的過錯，而是軍需局的壞蛋官吏的罪惡。』[4]赫德的機要秘書濮蘭德也說：『如果這些大炮有適量的彈藥及時供應，鴨綠江之役很可能中國方面獲勝，因爲丁汝昌提督是有鬥志的，而他的水手們也都極有骨氣。』[5]

徐建寅稟帖及以往的解讀

上世紀90年代末，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稟後附有【北洋海軍各員優劣單】、【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種彈子數目清折】、【北洋海軍存庫備用各種大炮彈子數目清折】）被人發現，其中在【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種彈子數目清折】中記載了北洋海軍艦上和庫存的主副炮炮彈數量。
據徐建寅統計，當時北洋海軍艦上和庫存的主副炮炮彈數量分別爲：305毫米口徑炮開花彈403枚、鋼彈244枚，260毫米口徑炮鋼彈35枚，210毫米口徑炮開花彈952枚、鋼彈163枚，150毫米口徑炮開花彈1237枚、鋼彈202枚，6英寸口徑開花彈477枚、鋼彈23枚，120毫米口徑炮開花彈362枚、鋼彈38枚。同時徐建寅在赴威海前曾經去天津軍械局查驗，在【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中提到機器局和軍械局『據稱九月初以後已造三百餘顆運送威海，續經造成存局者尚有二百餘顆，又九月間向外洋訂購一千顆，明春二月間可到』。[6]
有一些學者根據【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的統計數據，認爲『佐以盛宣懷檔案資料，可知黃海海戰後撥給北洋海軍的炮彈共360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徑炮開花彈160枚，210毫米、150毫米口徑炮開花彈各100枚』[7]，那麼『其餘均爲黃海海戰結束時剩餘的炮彈。』[8]
據此，他們得到結論，『也就是說，要麼是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並不缺乏彈藥，要麼是軍艦載彈量不足而導致海戰中缺乏彈藥。』[9]
在後一種情況下，那麼這些炮彈『當時根本不在艦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藥庫里。北洋海軍是在攜帶彈藥不足的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10]此時，『責任無疑在丁汝昌，與後路的彈藥供應無關。』 [11]

對徐建寅稟帖的重新解讀

粗看之下，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中提到的『已造三百餘顆運送威海』與此觀點中所說的分兩批向北洋海軍發放360顆炮彈吻合，似乎可以蓋棺定論了，但是我們細讀史書，我們可以發現這一觀點存在很多重大的疏漏。
首先，此觀點認定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中提到的『已造三百餘顆運送威海』即爲海戰後北洋海軍得到的所有炮彈顯然是錯誤的。
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驗，於12月10日抵達威海，而黃海海戰是9月17日，之間差不多有3個月的時間，究竟徐建寅統計的數字有多少是海戰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戰後到12月10日這段時間內運入的，因爲天津軍械局的資料損失，已經很難考證。我們只能通過其他方面的記載來進行推斷。
此觀點中所說的『10月補給的305毫米開花彈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開花彈各100枚』當是指九月初四（10月2日）、九月初十（10月8日）天津所發送的兩批炮彈。
九月初四（10月2日），盛宣懷致電丁汝昌，提及305毫米開花子（爆破彈）80枚，發射藥80出已經發至威海。[12]
九月初八（10月6日），盛宣懷又致電丁汝昌，說初十（10月8日）東局可趕成305毫米二倍八口徑開花子80顆，藥袋配全，210毫米、150毫米炮彈各100顆，銅拉火2000枝，150毫米藥袋700齣，六寸炮藥袋100齣。此批彈藥後於10月11日發往旅順。[13]
表面看，三百餘顆和360顆似乎能對上，但是聯繫【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中後一句『九月間向外洋訂購一千顆，明春二月間可到』就可以發現，這是錯誤的。在黃海海戰後，清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向外洋訂購軍火，其中就有給北洋海軍訂購的炮彈。而在九月通過天津信義洋商訂購『海軍用三十半生鋼開花子一千顆，二十一生鋼開花子一千四百顆。』[14]
由此我們可知，九月訂購的海軍炮彈共有2400顆，而其中1000顆是305毫米開花炮彈，那麼徐建寅在【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中提到的『已造三百餘顆運送威海』的，和後面『九月間向外洋訂購一千顆』兩者所指的，是305毫米開花炮彈，而非所有類型炮彈的總和。
同時細讀盛宣懷和丁汝昌的往來函，我們可以看到在海戰後，天津軍械局向北洋海軍發放的炮彈，也遠非兩次360顆。
盛宣懷在十月初五日（11月2日）給丁汝昌的電文提到『「海定」、「圖南」、「廣濟」初五下午四點趁潮出海。「鎮東」初六下午開，裝有三十半生炮子，亦須保護』[15]。而在十一日（11月8日）盛宣懷又給大沽去電，讓天津鎮總兵羅榮光派小船通知鎮東『到旅將人馬子藥起岸後，所帶海軍大炮子四百十顆，毋庸交旅，須送至威海。進旅口時，須格外小心。頃德律風傳喚回鎮東，即因此事。』 [16]
聯繫兩個電文，我們不難發現，鎮東原定十月初六日（11月3日）運送彈藥出發，其中有305毫米炮彈。後由於種種原因，到十月十一日（11月8日）還未出發，上面共有410顆供給海軍的大炮彈。雖然我們尚不清楚這410顆炮彈的具體種類，但是從盛宣懷電文中可知，此批炮彈爲大口徑炮彈，其中有305毫米炮彈，而且數量還不少，否則盛宣懷也不至於提前一天通知北洋海軍派艦保護。
而通過另一份盛宣懷給丁汝昌的電報，我們可以部分了解這批炮彈的組成。盛宣懷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給丁汝昌致電，稱：『三十半生開花子二百七十顆，裝好栗藥一百二十齣；二十一生、十五生開花子各五百顆，十五生裝好栗藥七百出，六寸口徑炮用裝好栗藥百出；以上彈藥，晝夜加工，均本月底告成。』[17] 11月8日所完成的那批彈藥，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盛宣懷在10月4日提到的這批彈藥數量巨大，考慮到由於黃海海戰之後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和壓力，盛宣懷當不至於提出一個明顯過於巨大、自己沒有辦法完成的數字給自己作難，因此在九月底（10月28日）以前可以按時完成的可能性很大。此次運輸的就可能是這批炮彈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而按照這裡提及的三十半生開花子二百七十顆，加上九月初四（10月2日）的80枚305毫米開花子，合計350顆，也和徐建寅的已運三百餘顆305毫米開花子相吻合。
以上幾批彈藥相加，共計可確認運輸的305毫米開花彈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開花彈各100枚、410枚大炮彈（內有305毫米開花彈），合計770枚，顯然戰後發運的各類炮彈數量絕對不止360顆。進一步證明了徐建寅所說的已運三百餘顆不是各類炮彈的總和，而是其中的一種。
另外除了這三批可以確認的以外，尚有一些炮彈可能在戰後發給了北洋海軍。在九月初九（10月7日），顧元爵致電盛宣懷，說接到丁汝昌從旅順發來電報，需要6英寸炮用開花子數十，而東機器局有造好的庫存100多顆。[18]此批彈藥並無確切的運輸記錄，但是從電報看，丁汝昌催促甚急，東機器局又有現成庫存，而且此後有多次向旅順運送軍火的記錄，因此此批當已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