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海军弹药供应问题（一）

  来源: 北洋水师

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海军弹药供应问题

――重新解读徐建寅禀帖  

钟 琳

   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也是甲午战争中中国最近代化的武装力量，曾经号称远东第一。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面发生了甲午战争中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失利。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
而北洋海军在此次战斗中的弹药供应问题，就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海战后北洋海军中参战的洋员曾经公开抱怨弹药不足。美籍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P.N.McGiffin)说：到海战结束前半小时，“镇远”的“6英寸炮已经发射了148枚炮弹，弹药告罄，只有12英寸火炮（有一门已经不能使用）穿甲弹大约25发，而已无一发爆破弹。‘定远’舰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再过1个半小时我们就将用完所有的炮弹，到那时只能听天由命……我们仔细地瞄准射击，但由于已经没有爆破弹，就无法对敌舰造成多少伤害。大约在持续了半个小时的射击后敌舰再次远去，我们向它们发射了最后的几枚穿甲弹，并在火炮里装填上了仅有的3发以应付最后的关头。”[1]英籍帮办“定远”副管驾戴乐尔(W.F.Tyler)也说，当时中国舰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弹药。[2]
而根据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中记载，“定远”共发射305毫米炮弹120发，150毫米炮弹100发，而“镇远”则发射305毫米炮弹94发（根据统计总数核算，实际应为97发），150毫米炮弹148发。以定、镇两舰的305毫米炮弹为例子，两舰共发射305毫米炮弹214发。定、镇两舰共有305毫米克虏伯炮8门，平均每门炮发射约26.75发，而标准每门炮的备弹是50发，那么两舰的305毫米克虏伯炮所发射的炮弹只有正常基数53.5%，如果马吉芬所说不虚，残余炮弹也已经不多，那么即使加上剩余的弹药，备弹也远不到正常基数的60%，显然弹药储备严重不足。
由此可知，在海战中，至少“定远”和“镇远”存在着弹药缺乏的情况。“镇远”、“定远”是一直坚持在海战场上战斗到最后时刻的两艘中国军舰，其弹药数量的多寡无疑最有代表性。虽然按照马吉芬的回忆，两舰主炮弹药将用尽时海战也已基本结束，似乎对于海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军舰多无装甲或者是轻装甲舰，爆破弹对其破坏力最大，由于最后阶段缺乏爆破弹，对日本军舰的杀伤力大减。同时考虑到在炮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炮手可能放慢了发射速度，事实上会限制定远、镇远两舰火力的正常发挥。“来远”帮带大副张哲痪驮经说，在黄海海战中，有“因弹子将罄而炮故缓施者”。[3]这无疑也严重影响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军内外的外籍人士都普遍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弹药的主要责任在天津方面，完全是岸上官吏的贪污与卖国行为所致。肯宁咸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指黄海海战――引者)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4]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也说：“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5]

徐建寅禀帖及以往的解读

上世纪90年代末，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被人发现，其中在《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中记载了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
据徐建寅统计，当时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分别为：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钢弹244枚，260毫米口径炮钢弹35枚，21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952枚、钢弹163枚，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237枚、钢弹202枚，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12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362枚、钢弹38枚。同时徐建寅在赴威海前曾经去天津军械局查验，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机器局和军械局“据称九月初以后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续经造成存局者尚有二百余颗，又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6]
有一些学者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统计数据，认为“佐以盛宣怀档案资料，可知黄海海战后拨给北洋海军的炮弹共360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60枚，210毫米、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各100枚”[7]，那么“其余均为黄海海战结束时剩余的炮弹。”[8]
据此，他们得到结论，“也就是说，要么是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并不缺乏弹药，要么是军舰载弹量不足而导致海战中缺乏弹药。”[9]
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么这些炮弹“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北洋海军是在携带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10]此时，“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药供应无关。” [11]

对徐建寅禀帖的重新解读

粗看之下，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与此观点中所说的分两批向北洋海军发放360颗炮弹吻合，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我们细读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观点存在很多重大的疏漏。
首先，此观点认定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即为海战后北洋海军得到的所有炮弹显然是错误的。
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于12月10日抵达威海，而黄海海战是9月17日，之间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究竟徐建寅统计的数字有多少是海战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战后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内运入的，因为天津军械局的资料损失，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记载来进行推断。
此观点中所说的“10月补给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当是指九月初四（10月2日）、九月初十（10月8日）天津所发送的两批炮弹。
九月初四（10月2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提及305毫米开花子（爆破弹）80枚，发射药80出已经发至威海。[12]
九月初八（10月6日），盛宣怀又致电丁汝昌，说初十（10月8日）东局可赶成305毫米二倍八口径开花子80颗，药袋配全，210毫米、150毫米炮弹各100颗，铜拉火2000枝，150毫米药袋700出，六寸炮药袋100出。此批弹药后于10月11日发往旅顺。[13]
表面看，三百余颗和360颗似乎能对上，但是联系《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后一句“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就可以发现，这是错误的。在黄海海战后，清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洋订购军火，其中就有给北洋海军订购的炮弹。而在九月通过天津信义洋商订购“海军用三十半生钢开花子一千颗，二十一生钢开花子一千四百颗。”[14]
由此我们可知，九月订购的海军炮弹共有2400颗，而其中1000颗是305毫米开花炮弹，那么徐建寅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的，和后面“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两者所指的，是305毫米开花炮弹，而非所有类型炮弹的总和。
同时细读盛宣怀和丁汝昌的往来函，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战后，天津军械局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也远非两次360颗。
盛宣怀在十月初五日（11月2日）给丁汝昌的电文提到“‘海定’、‘图南’、‘广济’初五下午四点趁潮出海。‘镇东’初六下午开，装有三十半生炮子，亦须保护”[15]。而在十一日（11月8日）盛宣怀又给大沽去电，让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小船通知镇东“到旅将人马子药起岸后，所带海军大炮子四百十颗，毋庸交旅，须送至威海。进旅口时，须格外小心。顷德律风传唤回镇东，即因此事。” [16]
联系两个电文，我们不难发现，镇东原定十月初六日（11月3日）运送弹药出发，其中有305毫米炮弹。后由于种种原因，到十月十一日（11月8日）还未出发，上面共有410颗供给海军的大炮弹。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410颗炮弹的具体种类，但是从盛宣怀电文中可知，此批炮弹为大口径炮弹，其中有305毫米炮弹，而且数量还不少，否则盛宣怀也不至于提前一天通知北洋海军派舰保护。
而通过另一份盛宣怀给丁汝昌的电报，我们可以部分了解这批炮弹的组成。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给丁汝昌致电，称：“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装好栗药一百二十出；二十一生、十五生开花子各五百颗，十五生装好栗药七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以上弹药，昼夜加工，均本月底告成。”[17] 11月8日所完成的那批弹药，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盛宣怀在10月4日提到的这批弹药数量巨大，考虑到由于黄海海战之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盛宣怀当不至于提出一个明显过于巨大、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数字给自己作难，因此在九月底（10月28日）以前可以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很大。此次运输的就可能是这批炮弹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而按照这里提及的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加上九月初四（10月2日）的80枚305毫米开花子，合计350颗，也和徐建寅的已运三百余颗305毫米开花子相吻合。
以上几批弹药相加，共计可确认运输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410枚大炮弹（内有305毫米开花弹），合计770枚，显然战后发运的各类炮弹数量绝对不止360颗。进一步证明了徐建寅所说的已运三百余颗不是各类炮弹的总和，而是其中的一种。
另外除了这三批可以确认的以外，尚有一些炮弹可能在战后发给了北洋海军。在九月初九（10月7日），顾元爵致电盛宣怀，说接到丁汝昌从旅顺发来电报，需要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而东机器局有造好的库存100多颗。[18]此批弹药并无确切的运输记录，但是从电报看，丁汝昌催促甚急，东机器局又有现成库存，而且此后有多次向旅顺运送军火的记录，因此此批当已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