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六經皆史』的產生及其史學意義(1)

  來源: 思問網

一、『六經皆史』理論的產生  

　　  
　　在展開論述前,我們先看一下『六經皆史』中的『經』字。『經』是指中國古代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所編撰書籍的通稱,作為經典意義上的經,出現在戰國以後,而正式法定為經典,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最早有討論經史二者關係的是見於【莊子】中『其明而在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一句。從這裡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上古流傳下來的經典,大都是政史之書。不難看出,先秦時就曾有將這些經典視為史書的傳統。  


　　後在【三國志•荀傳】,記粲曰:『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六經皆史的起源在此時開始。隋末王通有過類似的言論,都纂與【文中子】一書,但【文中子】被置疑是偽書,王通的事跡也因此難徵信。後來歷代皆有學者提出此觀點,其中最明確提出這一說法的是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據【傳習錄】載,『愛曰:先儒以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王經事體終或稍異?』
  

　　乾隆五十四年,章學誠撰成【文史通義】中的【原道】篇,開篇即言:『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明確提出了『六經皆史』的命題。章學誠的論據總結起來有兩點:一是經與史在上古無所分,『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古之所為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在宋學興起後依然未明顯區分。二是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為先王的經世之書。『六經皆史也,古人不着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這是認識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學說最需注意的一點,這些論據意在證實六經非空疏之詞,而為實理之語。  

　　  
　　二、『六經皆史』的史學意義  
　　  

　　1.論證『六經皆史』只是『經』到『史』的還原有些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史』的確是先於『經』出現的,只是後來由於文化追隨政治的分化而分化才帶來了史學杜撰權的擴展,再加上西漢以後儒家思想的地位上升和政治需求的價值哄抬,『經』才成為了『經典』,才成為了被誤解為『史』以外的文字。  


　　章學誠認為,以『三代』為分水嶺,『經』和『史』經歷了一次角色倒換,『史』在三代中有其之所以為『史』的存在空間和存在的歷史根據。而『三代』之後,『經』的產生根據,恰恰是『史』的根據的喪失過程。『三代』是一個學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的時代。為政者與典章制度,史官與守掌故,都是統一的,這就使能夠體現這種統一性的『史』獲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間。但是,從春秋到戰國,三代那種官師、政教等一系列的統一狀態,就開始分化,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應運而生。就這樣,『史』成了『經』。而幾千年後,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正好將此種道理闡述出來。  


　　2.擺脫經學束縛,提高史學地位。『六經皆史』的提出,使史學開始逐漸擺脫『宗教式』經學的束縛,這無疑在客觀效果上提高了史學的地位,史學本身也因其學術自主地位的強調,促進了人們對史學學科的深入認識。章學誠說:『愚之所見,以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即其中同聖人有關係的六種。明確提出包括六經在內的,都是史料,所以擴大了史料範圍。而且,當時風氣,經書是被當作偶像受到崇拜,史只能居於附庸地位,『號為治經則道尊,號為學史則道詘』。現在按照章學誠的理論,六經也是史,可以平起平坐了,確有抹去經書神聖靈光和提高史學地位的意義。  


　　從這個命題出發,經史的關係不僅僅是有所變化,而且是有所調換。這也相對精確的補充和矯正晚明史學家王世貞的經史上的認識,王世貞在『經史一也』觀念的基礎上就史學本身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已』的命題。也就是說天地之間無一不是『史』的內容,誇張地表現出史學的範圍獲得了大幅度的擴展,甚至到無所不包的程度。這個命題雖然在超越經史關係之間的討論上有所貢獻,但基調還是有些過火。『六經皆史』理論的提出,使傳統史學的探討已成為純粹對史學範圍的認識。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不僅在經學史上開創了新篇章,同時還標誌着經學正式走入史學範疇。在他之後,俞樾、章太炎及『五四』時期的『疑古派』等先後對傳統的經學發起的衝擊,獲得的成果,無疑都是對章學誠學說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