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明代史學轉型的原因(1)

  來源: 奇虎歷史

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麼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後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


    一、 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


    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麼。對於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爲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曆二十一年爲中期，明末清初爲後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  


    (一) 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


    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


    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後，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爲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後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後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實錄所記內容十分豐富，他以編年體的形式，不斷地記載一朝的詔敕令旨、政務活動、財政賦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員升遷，以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民族關係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始材料。[2]民間個人記述多是跟隨朱元璋、朱允傘⒅扉Φ熱舜匆盪誘的人，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們撰寫的【大明日曆】100卷，詳細記載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臨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績、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等事。［3］劉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國珍，以後又參與修【太祖實錄】，其【國初事跡】一卷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見親聞，因此比較真實確切，無所隱諱。金幼孜曾於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先後兩次隨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錄】和【北征後錄】各一卷，即他在行軍途中，逐日據馬鞍撰寫而成。他們記錄了朱棣關於北征的言行與行軍路程、作戰狀況、氣候、見聞等等，爲研究明初與蒙元殘部鬥爭以及經營北部邊疆提供了重要資料。


    第二，由於明王朝剛剛建立，朱元璋等人爲了恢復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較完備的封建國家機器，於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頒布了各種法令，規定諸司規章，這些法令和規章文書本身原不是史書，但爲後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資料。如1367年開始制定，後經屢次改定，最後於1392年正式頒布的【大明律】以及爲解釋補充明律而編成的【大誥】、【大誥續編】、【三編】，1393年翟善完成了對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的職掌作了詳細敘述的【諸司職掌】十卷，都屬於此類資料。


    明代前期的史學是宋元理學化的延續，在某種程度上理學化程度比宋元時期還要高。經過長期的角力，敘事史學范型早已爲學者所否定，理學化史學觀念普遍爲社會所接受。正統論的起伏，直接制約了修史活動。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義史學思想就熾熱，重新改寫歷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務。在明代前期的理學化程度比較高的年代裡，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綱常史學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實錄】、方志沒有完全理學化，他們的編纂水平可能不高，但總算保住了傳統敘事史學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綱常目標，只是沒有學者走得那麼遠，程朱理學化學者追求永恆的道德標準，而政治家更注重現實的政治需要，這是雙方行爲不同的原因所在。


    這一時期，外國史地學的異軍突起，多少給沉悶的史學局面帶來一絲生機。不過，這種成分在當時的史界占的份額不大，因而難以有大的作爲。[5]


    總的說來，明代前期雖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於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思想一統，整個社會鐵板一塊。史學的理學化扼殺了前期史學的生機與活力，從史家隊伍結構來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動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層官員的史家隊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陳誠、費信、蔣誼、許浩等人，他們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無法與後期的史家群體相提並論。真正意義上的史家群體消失了，學術自然也難以有大的作爲。


    （二）明中葉，史學轉型


    嘉靖至萬曆初年，是明朝史學的轉型期。史學由理學向非理學轉變。一方面，理學化史學依然存在。這突出表現在通史、斷代史的改寫方面，綱常正統論仍是其指導思想。


    宋元史的改寫，是這個時期的熱點。成書不少，至今留下來的仍有【宋史質】、【宋史新編】，此外，五代史方面還有【唐余紀傳】，通史方面有【弘簡錄】、【左編】、【函史】，這些作品的指導思想，其一是化繁爲簡，以適合當代讀者閱讀；其二，是宣傳華夷之辨，振興民族精神。[4]【宋史質】、【唐余紀傳】、【弘簡錄】比較典型。【宋史質】在講道德正統之餘，能兼顧到學術性，這是它的長處，也是此書仍受今人重視的原因之所在；【左編】是一部講治理的書，同時貫穿了較強的正統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統化比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從理學家提倡的天人相應關係來認識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史著。有較強的正統、道德色彩，同時也講道德評判。這是一部典型的理學化作品，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來理學化史學仍有較大的市場。


    另一方面，敘事考信傳統受到學者的追捧。正統、嘉靖年間，是明朝學術變化最明顯的一個時期。經濟的進步，引起了學術上的變化。程朱理學受到挑戰，王學開始崛起。在這個大背景下，理學受人鄙視，傳統的經史文重新受人推崇。這也就是明中葉所謂的史學復古，史學復古就是否定理學化史學，提倡傳統的敘事考信史學。


    新范型史學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批判理學化史學。正德、嘉靖時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萬曆初期，有王世貞，此外，李夢明、楊慎等人也有批評宋學的言論。批判舊范型史學，爲新范型史學的成長奠定了基礎。


    第二，考信的興起。考信由古籍考據開始，進而延伸到當代史領域。前者的代表是楊慎，胡應麟，後者的代表是王世貞。考信的興起，表明了明代史學的學術色彩強了。


    第三，敘事理論受人重視。新史學的確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論。明中葉以來，雖然沒有產生【史通】那樣的史學理論專著，但明中葉的史家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編漢唐經典史學理論之作【史通】，如陸深【史通會要】；或對歷代名著編纂的得失進行系統的思考，尋求合適的修史模式，這方面梁夢龍、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彙編，宣傳傳統史學名著中蘊含的理論精義。明中葉人『取節』古人的史學理論，偏重史法、史體、考信、紀事。這些思想遺產的吸收，對明代史學的轉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第四，新范型理論下的編纂實踐。明中期的當代史編纂，有兩種類型：一是以陳建爲代表的編年史派，講究資治，以繼【通鑑】爲已任；一是以鄭曉、王世貞、魏顯國爲代表的馬班風格派，以恢復綜合體爲已任。[6]『新史學』講社會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學術研究，史學的社會功能、學術功能結合得比較好，從影響來說，這一派顯然占據上風，作品也多。程朱理學一統局面的打破，爲學術的多元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學術文化發展外部環境的改善，使學者群體得以崛起。從史學隊伍結構來說，中期已不同於前期，以官員型學者爲主，說明這一時期史學的轉型是由一批上層學者帶動起來的，學者群體的崛起，是史學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明代中葉史學的轉型，使中國史學走上了正常發的道路。


    （三）明末清初，史學日趨多元化

   
    從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開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開館，是我們所說的明未清初時期。這個時期，從政治上來講，經歷了明清兩朝的更替，統治民族也經歷了漢族與滿族之間的交替。但從史學的發展來說，它們之間卻是連貫的。


    明末清初史學的主旋律無疑是明史（當代史）的編纂。萬曆年間官修本朝史有兩項重大的活動：即重修【大明會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紀傳體本朝史。萬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會重修【大明會典】，萬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與以前的【明會典】相比，萬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萬間事例。它以六部爲綱，詳述了諸司職掌與事例，內容豐富，『凡史志之所未詳，此皆具始末，足以備後來之考證。』萬曆中期，大學士陳於陛建議政府纂修紀傳體本朝史。萬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陳於陛、沈一貫、馮琦等人負責，開館纂修。『集累世之實錄，采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二十四年陳於陛病死，所寫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宮內三大殿發生火災而燒毀，修史工作沒能繼續下去。這次纂修本朝史，雖然沒有成功，但在此基礎上卻留下了兩部書，即【國史經籍志】和【國朝獻征錄】。【國史經籍志】五卷，附錄一卷，它在著錄書籍時，注重分類，頗有參考價值。【國朝獻征錄】是一部人物傳記資料彙編，按官爵、地位分列，收錄了洪武至嘉靖年間的人物，材料相當豐富。


    萬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敗，促使私人紛紛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義史學思想，也促進了明史的編修。在通史、斷代史編纂方面，成績仍不理想，因爲正統論是宋明史學思想的主線之一，到了晚期，它並沒有隨著實學的興起而退出歷史舞台，在部分學人那兒，反而越陷越深。葉向高認爲『宙宇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爲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統之害，及於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奮鵬、鄭郊是二統論者，在他們的著作【古今治統】、【史統】中，他們將正統論付諸了實踐。


    晚明史中出現了不少新的史學現象，李贄是明代啟蒙史學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說】不僅表現了李贄的文學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統闡述了李贄的啟蒙思想。張燧是一個實學化的學者，【千百年眼】是介於史考與史評之間的晚明史學傑作。鍾惺的【史懷】是晚明優秀的史評著作。鍾惺以破壞綱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贄齊名，被顧炎武、王夫之認爲是『導天下於亂的洪水猛獸式人物』。【史糾】開了歷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學工具書的編纂、科學文化下的教科書編纂、通俗史學走向民間值得注意。明代編纂了不少史學方面的工具書，其中，晚明王光魯的【閱史約書】最值得注意。王氏是專門編纂工具書的學者，於此可見，晚明的工具書編纂有專業化、職業化趨勢。


    中國是一個考試大國，應試的群體數量很大，所需要的應試用書市場也很大，爲適應種種科考局面，晚明出現了不少的歷史教科書。教科書的學術水平不高，但它傳播歷史之功不可忽,這是促使史學走向民間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這一時期，通俗史學興盛，通俗史學的主要形式是講史與歷史演義。高層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學，不過，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藉助其形式，創作歷史味更濃的意義。


    談到明末清初的史學，不能不提到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大家，黃宗羲的學術史成就，王夫之的歷史哲學，顧炎武的考據學成就，無疑給中國史學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從修史隊伍來看，私修強、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學發展的一個特點。從私修隊伍結構來看，晚明史家群體官員型史家與職業史家群體並重，職業史家群體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學發展的一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