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歷史價值(1)

  來源: 歷史千年

在秦漢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民本思想雖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識，但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態實際是對民本思想的無情嘲弄。統治階級雖然認識到自己和民眾是舟和水的關係，希望民眾能夠安居樂業，實現『本固邦寧』的政治目標，但這種願望在以階級剝削為前提的封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衝擊下根本無法實現，民本思想在長期的封建社會政治生活中也就逐漸演變為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政治空話。   


　　民本思想雖然在封建社會沒有實現的條件，但它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哺育了一大批關心民眾疾苦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近代中國，它被進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論內容，與西方『民主』相嫁接，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思想武器。我們有理由相信，『以民為本』的思想在社會主義中國將真正煥發出新的光輝。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國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內涵隨着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並有所衍變。近代以來，民本思想從封建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官方意識形態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賦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論內容。今天，梳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內涵及其發展衍變的歷史脈絡，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民本思想的歷史淵源   


　　先秦文獻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儘管學者迄今對『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時代是城邦國家的被統治階級，也是當時社會的主要勞動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見於傳世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我們雖然無法判斷【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但根據可靠的先秦文獻，完全可以認為民本思想在商周時代已見端倪。  

  
　　賈誼【新書】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書釋『民』為『盲』、『瞑』、『懵懵無知』，意為沒有文化和愚昧，這種含有輕蔑意思的訓詁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聲取義之由，還是大可懷疑的。因為在先秦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民』的另一種敘述。【尚書・盤庚】：『朕及篤敬，恭錄民命，用永地於新邑。』同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在先秦時代，在統治階級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統治階級的行列。   


　　在國家尚未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領在內，每個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員，他們的身份是平等的。進入文明社會以後，有了國家，有了階級，也有了君主、貴族、平民和奴隸之別，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傳統並沒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員雖然變為君主和貴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輩所曾擁有的尊嚴和榮譽還遺留在他們的記憶中。正是氏族制度的這種古老傳統，成為文明社會『民惟邦本』的思想淵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層意思，是承認『民』是社會和國家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如果離開了他們，國計民生都無從談起。【國語・周語】說，周宣王即位之後，不籍千畝，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蔗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蓄殖於是乎始。』天子帶領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視農業生產和與民共勞，『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民惟邦本』的觀念在早期國家的一個顯著體現，就是原始民主的傳統在城邦政治生活中還起着重要作用。【尚書・洪範】說周武王問政於箕子，箕子建議他除了『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外，還要『謀及庶人』。【周禮・秋官・小司寇】職文說：『掌朝外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尚書】言治之意者，則惟言庶民。【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經綸天下之道胥在焉。』【國語・周語】說，厲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厲王把有怨言的民眾都加以殺害，召公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厲王不聽，終於引起國人暴動，把厲王趕跑。這個例子說明，民眾在不堪忍受統治者的殘酷壓迫時，會像衝破堤防的洪水一樣，使統治者遭受滅頂之災。   


　　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各國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間，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間，經常發生爭奪權位和財富的鬥爭。在這些鬥爭中，民眾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左傳】昭公三年說，齊國的田桓子把糧食貸給民眾，用大斗借出，小斗收進，民眾十分感激，『歸之如流水』，齊國的政權終於落入陳氏（即田氏）手中。晉國的公室腐敗，『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⑾嗤而女福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晉國的政權於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魯昭公被季孫氏驅逐出國。趙簡子問史墨，為什麼『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說：『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昭公三十年）國君失德，置民於不顧，就難免為民所棄。所以【孟子・盡心】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實孟子所說的『民』、『社稷』和『君』的關係，乃是早期國家形成時『民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戰國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