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1)

  来源: 历史千年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统治阶级虽然认识到自己和民众是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目标，但这种愿望在以阶级剥削为前提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击下根本无法实现，民本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就逐渐演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   


　　民本思想虽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实现的条件，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被进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论内容，与西方“民主”相嫁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将真正焕发出新的光辉。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国语・周语》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主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民众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左传》昭公三年说，齐国的田桓子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民众十分感激，“归之如流水”，齐国的政权终于落入陈氏（即田氏）手中。晋国的公室腐败，“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⑾嗤而女福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国的政权于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出国。赵简子问史墨，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年）国君失德，置民于不顾，就难免为民所弃。所以《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