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因俗變遷經濟觀及現代價值(2)

  來源: 國學文化

(二)因俗變遷的具體主張。因俗變遷的制度是否可行，關鍵要解決激勵問題和信息問題。司馬遷通過對大量歷史事件和經濟案例的考察，間接提出了因俗變遷的具體主張。  
    第一，因俗簡政。【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了太公望的治國方略，『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儘管齊『地鹵、人民寡，』可太公望至齊後，因循齊地習俗，精簡政務，因地制宜，終使『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同時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記載了魯公伯禽和太公望報政周公之事，周公對太公『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的政策極為欣賞，嘆日：『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在這裡，司馬遷借周公之口提出了因俗簡政的主張，並且分析了因俗簡政給人民帶來的激勵。如管仲富比王室，可齊人不以為侈，因為管仲任政『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再如孫叔敖為楚相，『世俗盛美，政緩禁止』，『民皆樂其生(【史記・循吏列傳】)』等等案例，表明了司馬遷對因俗簡政的肯定。
    第二，習俗變遷與資源選擇集合的改變相關。在上文我們已經從求利、求欲的假設中分析了習俗變遷的內在前提，如果資源選擇集合的改變導致了收益分配的變化，人們將會對現行習俗發出質疑，進而自發產生習俗變遷的激勵。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用大量的資料作為實證，間接地表明了這個觀點。如他考察了關中之地習俗的變化：關中之地沃野千里，適宜種植，俗好稼穡、難為奸邪，但自秦漢以後，逐漸成為政治和商業中心，『四方輻湊並至而會』，貿易流通擴大了資源選擇集合，『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俗變為多賈再變至『益玩巧而事末』。再如越、楚三俗的比較：西楚土地貧瘠，『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而越由於『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東楚，由於喜遊子弟較多，俗『則清刻，矜己諾』；南楚，由於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好辭，巧說少信』。
    第三，習俗變遷與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相關。土地和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如果不考慮技術進步的因素，那麼其相對價格和產出的變化會對習俗產生影響。(1)地少人多，如三河『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2)地薄人多，如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儇急，仰機利而食』；(3)地廣人稀，但如果財富產權得不到保護，人民缺乏生產的積極性，如種、代和上谷至遼東地區，地廣人稀，可『數被寇，人民矜這搴悶，任俠為奸，不事農商』。
    第四，習俗實際上是人們的利益與需要的函數，其變遷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如果人們長期維護這種習俗帶來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則人們就會自發產生變遷習俗的需求。司馬遷列舉了(1)鄒、魯之地習俗首先是『俗好儒，備於禮，』但維持此種習俗的成本較高，然後變為吝嗇，當其衰敗時，『好賈趨利，甚於周人，』這是利益的誘導；(2)潁川、南陽之地習俗從尚忠朴到『俗雜好事，業多賈』，這是由於秦末不軌之民遷居後群體交易需要的變化。
    第五，『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史記・樂書】)』司馬遷意識到俗有厚薄、善惡之分，而薄惡之俗會對經濟發展產生鎖定效應，如楚越之地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俗卻『偷生，無積聚而多貧』，經濟走向衰退；如淮南王和衡山王的叛亂，『非獨王過，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淮南衡山列傳】)』，薄俗使政治經濟發生擾動；為此要『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那麼如何移風易俗呢?司馬遷表明了兩種傾向。一是對制俗、輕俗論調的批評。因為制俗、輕俗論者過分相信自己的智慧，低估了人們的理性預期。如商鞅認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史記・商君列傳】)』，司馬遷斥之為『浮說』；趙武靈王主張『制俗』，人們不事農商；漢武帝輕俗，『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史記・平準書】)』儘管公孫弘作政治秀，『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卻『無益於俗』等等皆是鮮明的例證。二是對『不教而民從其化』的肯定。司馬遷通過對孫叔敖改變楚地民俗事件的敘述，提出了『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史記・循吏列傳】)』的觀點，如果『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國家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會使民眾無所適從，因為習俗是維繫社會穩定運行的紐帶和『潤滑劑，』具有自我變遷和實施的機制。自西漢以後，這個觀點可謂曲高和寡，只有北宋時期的蘇軾針對王安石改革提出的『流俗不足恤』的嚴刻之政，提出『因俗而任情』(【上神宗皇帝書】)的主張，因俗變遷的制度設計才是克服北宋社會危機的上策。
    第六，習俗可以自發擴展為成文的規則和非成文的慣例，為經濟運行提供和諧的市場秩序，同時也降低了經濟活動信息的搜尋成本。司馬遷記載的經濟案例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解釋，從宏觀來說，減少國家治理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使經濟健康運行。如太公治齊、文景之治。從微觀來說，減少商業風險，擴大獲利機會。如【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了卓氏發家之事，卓氏遠遷臨邛是由於他了解臨邛習俗『民工於市，易賈』，其它如程鄭、宛孔氏、曹邴氏、刀問等等致富史也說明了解習俗的重要性。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諸多『任時』、『隨時』、『逐時』、『趨時』之詞，其關鍵是要掌握消費者信息，而消費者的經濟活動信息存在於大量的習俗慣例之中。


    四、因俗變遷經濟觀的評價及當代啟示


    司馬遷在『道法自然』的理論基礎上，通過對民間經濟主體的實際考察，提出了因俗變遷的經濟觀，這是傳統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創舉。他肯定了人們求富的合法正當性，把『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的人稱為『賢人』和『素封者』；同時他看到了經濟運行的自發調節機制，反對政府的強制干預和與民爭利。事實上，他已經樸素地認識到政府干預對人們生產激勵的消散，如楊可告緡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也看到了政府干預為官吏徇私舞弊、驕奢腐敗提供了物質溫床(如【酷吏列傳】記載的杜周、周陽由、王溫舒等人)。可以這樣說，司馬遷的因俗變遷經濟觀是與君主專制思想博弈下的一顆流星。
    眾所周知，君主專制是以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為核心，所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與此同時，政治規則將取代經濟效率原則，成為統治者效用函數的內生變量。儘管西漢初期的『無為而治』帶來了經濟繁榮，『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但社會財富的最大化與君主效用的最大化有着天然的衝突。我們知道，董仲舒異化的『大一統』為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從賈誼的『眾建諸候而少其力(【治安策】)』，到晁錯的『削藩』，再到主父偃『推恩令』，逐步剔除了利益集團勢力，為中央集權的鞏固鋪平了道路。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則使統治者的行為缺乏有效的制約，漢武帝實施的『與民爭利』政策實質上是滿足其個人偏好的例證。如漢武帝多次與匈奴作戰，擴充疆土，司馬遷稱之為『務納其稅(【史記・匈奴列傳】)』；如更錢造幣是因為『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史記・平準書】)』；如楊可告緡『得民財物以億計(【史記・平準書】)』；如桑弘羊實施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使『太倉、甘泉倉滿』等等；所有這些措施是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來換取君主專制統治下行政效率的需要，所謂『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史記・平準書】)』。自此以後，經濟哲學讓位於政治哲學，求真讓位於至善，儒家『內聖外王』成為統治集團致命的自負工具，對民間主體的超經濟控制成為傳統社會長期的路徑依賴。
    當前，隨着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們正處於經濟衝突的多發期，因為經濟制度轉型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原先的利益分配，必然產生制度變遷的成本，這需要我們從制度創新的邊際――習俗出發，減少改革的阻力和難度，同時我們應該明白，習俗存在自發的維持市場運行的社會秩序，理性的政府應該尊重民眾的經濟選擇，而在經濟制度的轉型期，如何引導個人創新的激勵，減少經濟主體的尋租行為才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這既是司馬遷的因俗變遷經濟觀給今人的啟示，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


    注釋：


    ①司馬遷在【史記・張丞相列傳】中對韋丞相玄成執政理念的評價。
②[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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