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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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俗变迁的具体主张。因俗变迁的制度是否可行，关键要解决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司马迁通过对大量历史事件和经济案例的考察，间接提出了因俗变迁的具体主张。  
    第一，因俗简政。《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太公望的治国方略，“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尽管齐“地卤、人民寡，”可太公望至齐后，因循齐地习俗，精简政务，因地制宜，终使“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同时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了鲁公伯禽和太公望报政周公之事，周公对太公“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的政策极为欣赏，叹日：“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这里，司马迁借周公之口提出了因俗简政的主张，并且分析了因俗简政给人民带来的激励。如管仲富比王室，可齐人不以为侈，因为管仲任政“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再如孙叔敖为楚相，“世俗盛美，政缓禁止”，“民皆乐其生(《史记・循吏列传》)”等等案例，表明了司马迁对因俗简政的肯定。
    第二，习俗变迁与资源选择集合的改变相关。在上文我们已经从求利、求欲的假设中分析了习俗变迁的内在前提，如果资源选择集合的改变导致了收益分配的变化，人们将会对现行习俗发出质疑，进而自发产生习俗变迁的激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用大量的资料作为实证，间接地表明了这个观点。如他考察了关中之地习俗的变化：关中之地沃野千里，适宜种植，俗好稼穑、难为奸邪，但自秦汉以后，逐渐成为政治和商业中心，“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贸易流通扩大了资源选择集合，“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俗变为多贾再变至“益玩巧而事末”。再如越、楚三俗的比较：西楚土地贫瘠，“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而越由于“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由于喜游子弟较多，俗“则清刻，矜己诺”；南楚，由于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好辞，巧说少信”。
    第三，习俗变迁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关。土地和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那么其相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对习俗产生影响。(1)地少人多，如三河“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2)地薄人多，如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3)地广人稀，但如果财富产权得不到保护，人民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种、代和上谷至辽东地区，地广人稀，可“数被寇，人民矜这搴闷，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第四，习俗实际上是人们的利益与需要的函数，其变迁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如果人们长期维护这种习俗带来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则人们就会自发产生变迁习俗的需求。司马迁列举了(1)邹、鲁之地习俗首先是“俗好儒，备於礼，”但维持此种习俗的成本较高，然后变为吝啬，当其衰败时，“好贾趋利，甚於周人，”这是利益的诱导；(2)颍川、南阳之地习俗从尚忠朴到“俗杂好事，业多贾”，这是由于秦末不轨之民迁居后群体交易需要的变化。
    第五，“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史记・乐书》)”司马迁意识到俗有厚薄、善恶之分，而薄恶之俗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锁定效应，如楚越之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俗却“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经济走向衰退；如淮南王和衡山王的叛乱，“非独王过，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淮南衡山列传》)”，薄俗使政治经济发生扰动；为此要“易前之恶俗，从今之善俗”。那么如何移风易俗呢?司马迁表明了两种倾向。一是对制俗、轻俗论调的批评。因为制俗、轻俗论者过分相信自己的智慧，低估了人们的理性预期。如商鞅认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斥之为“浮说”；赵武灵王主张“制俗”，人们不事农商；汉武帝轻俗，“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史记・平准书》)”尽管公孙弘作政治秀，“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等等皆是鲜明的例证。二是对“不教而民从其化”的肯定。司马迁通过对孙叔敖改变楚地民俗事件的叙述，提出了“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史记・循吏列传》)”的观点，如果“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使民众无所适从，因为习俗是维系社会稳定运行的纽带和“润滑剂，”具有自我变迁和实施的机制。自西汉以后，这个观点可谓曲高和寡，只有北宋时期的苏轼针对王安石改革提出的“流俗不足恤”的严刻之政，提出“因俗而任情”(《上神宗皇帝书》)的主张，因俗变迁的制度设计才是克服北宋社会危机的上策。
    第六，习俗可以自发扩展为成文的规则和非成文的惯例，为经济运行提供和谐的市场秩序，同时也降低了经济活动信息的搜寻成本。司马迁记载的经济案例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从宏观来说，减少国家治理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经济健康运行。如太公治齐、文景之治。从微观来说，减少商业风险，扩大获利机会。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卓氏发家之事，卓氏远迁临邛是由于他了解临邛习俗“民工於市，易贾”，其它如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刀问等等致富史也说明了解习俗的重要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诸多“任时”、“随时”、“逐时”、“趋时”之词，其关键是要掌握消费者信息，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信息存在于大量的习俗惯例之中。


    四、因俗变迁经济观的评价及当代启示


    司马迁在“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民间经济主体的实际考察，提出了因俗变迁的经济观，这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创举。他肯定了人们求富的合法正当性，把“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的人称为“贤人”和“素封者”；同时他看到了经济运行的自发调节机制，反对政府的强制干预和与民争利。事实上，他已经朴素地认识到政府干预对人们生产激励的消散，如杨可告缗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也看到了政府干预为官吏徇私舞弊、骄奢腐败提供了物质温床(如《酷吏列传》记载的杜周、周阳由、王温舒等人)。可以这样说，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是与君主专制思想博弈下的一颗流星。
    众所周知，君主专制是以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核心，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与此同时，政治规则将取代经济效率原则，成为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内生变量。尽管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带来了经济繁荣，“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但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与君主效用的最大化有着天然的冲突。我们知道，董仲舒异化的“大一统”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从贾谊的“众建诸候而少其力(《治安策》)”，到晁错的“削藩”，再到主父偃“推恩令”，逐步剔除了利益集团势力，为中央集权的巩固铺平了道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则使统治者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汉武帝实施的“与民争利”政策实质上是满足其个人偏好的例证。如汉武帝多次与匈奴作战，扩充疆土，司马迁称之为“务纳其税(《史记・匈奴列传》)”；如更钱造币是因为“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史记・平准书》)”；如杨可告缗“得民财物以亿计(《史记・平准书》)”；如桑弘羊实施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使“太仓、甘泉仓满”等等；所有这些措施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君主专制统治下行政效率的需要，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史记・平准书》)”。自此以后，经济哲学让位于政治哲学，求真让位于至善，儒家“内圣外王”成为统治集团致命的自负工具，对民间主体的超经济控制成为传统社会长期的路径依赖。
    当前，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正处于经济冲突的多发期，因为经济制度转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先的利益分配，必然产生制度变迁的成本，这需要我们从制度创新的边际――习俗出发，减少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习俗存在自发的维持市场运行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经济选择，而在经济制度的转型期，如何引导个人创新的激励，减少经济主体的寻租行为才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这既是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给今人的启示，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注释：


    ①司马迁在《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对韦丞相玄成执政理念的评价。
②[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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