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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哲學網 書吏的額員雖然按理也是有定數的，但實際上遠沒有『朝廷命官』那樣嚴格，而且書吏薪俸極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規，他們的膨脹一般不會引起上級政府財政上的問題，所以，每當一個朝代年頭久了，整個政權機器開始運轉不靈的時候，書吏就會像氣吹的一樣膨脹起來。衙役就更是如此，他們連工資都沒有，只有一點微不足道的補貼，所以人員的擴張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幫役』，然後幫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個縣的衙役就會逾千。雖然國家規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在一個大多數人都要靠在土裏刨食的情況下，想要不吃苦而且過得好一點，混入政府絕對是個比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敗，賦稅越重，因而流離人口也就越多，各種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卻只能使社會狀況更加惡化，形成了解不開的惡性循環。除了書吏和衙役之外，一個衙門裏還有正印官自己出錢雇的師爺、長隨等人員，雖然是官員自己出錢，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實際上也等於是政府開支。
明清兩代，凡這種性質的政府機構膨脹，無論中央機關還是地方政府，從表面上看都不需要增加財政的壓力，隨便添上上萬個書吏和衙役，戶部的帳面上也沒有什麼反映。但是，這些吏和役進入政府，都是要吃飯的，而且還想着吃得比一般人更好一點，沒有利益的話，是不會有人拼命地往政府裏擠。書吏和衙役吃的都是陋規，人數增加了，或者將陋規增大分額，或者是增添新的陋規，否則就難以安排。這些收入最後當然都要落到老百姓的頭上，直接刮地皮的當然是縣裏的人，然後層層孝敬，各級政府都添丁進口，皆大歡喜。
我們知道，在未能用數字管理的時代，政府的政務越是繁複，稅費徵收的環節、次數越是複雜，經手人上下其手，從中舞弊的機會就越多。這就是為什麼明朝張居正改革，實行一條鞭法之後，實際從數字上看農民交的錢糧是多了，但農民的負擔卻輕了，因為一條鞭法變繁政為簡政，從而減少了官吏的中飽。顯然，對於一個日益膨脹的政府內的成員來說，這種現象是不能長期容忍的。為他們的飯碗計，政務只能越來越多，手續必須日見煩瑣，讓皇帝和上司見了，覺得人人都在忙於公務，辛辛苦苦，勞勞碌碌，似乎只有獎賞的道理，沒有責罰的理由。所以，正稅之外的攤派和附加無論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眾官之口，何以飽屬吏之欲？明代的張居正改革最後按『黃宗羲定律』演化了下去，當然首先有對後金的戰事無窮期的因素，因而引出『遼餉』（後金的女真人在遼東），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脹。箇中的道理，其實不是像錢穆先生說的那樣，政府把改革已經加入的攤派給忘了，然後再行攤派，實際上是政府希望農民把這一點忘了，或者裝作自己忘掉了，攤派來好理直氣壯。
我們現在之所以擔心『黃宗羲定律』作怪，讓農民負擔有增無減，主要是針對現在正在進行的稅費改革，擔心它重蹈明朝的覆轍。顯然，這決非杞人之憂。我們現在進行的稅制改革，不僅出現了反彈，而且確有變本加厲加重農民負擔的可能，這一點已經為眾多的關於農村稅制改革的文章所證實。事實上，遏止農民負擔加重，從根本上掘鋤『黃宗羲定律』發作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讓農村變成工商型的社會，二是進行現代意義上的政府體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開支不再依賴農業收入，後者則可以從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脹的路。就目前而言，關鍵是後者。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人們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越是單純依賴農業，指望從農民嘴裏摳食的地方，政府膨脹得就越快，而且由政府倡導的各種工程，興辦的各種企業就越多，也就是說越能生事，這種政府導向的生事，結果往往很差，除了浪費農民的血汗錢之外，百無一成。其實，這種工程和企業，從開始就沒打算辦好過，只不過是官員們藉以撈錢和撈官的梯子。不管他們生事的旗號打得多大，口號有多響，藉口多麼冠冕堂皇，但梯子就是梯子，等桃子摘到了，梯子也就壽終正寢。【紅樓夢】裏賈府如果不修大觀園，主事的和下面的嘍羅那兒來那麼多機會發財？能折騰事兒才有藉口弄錢，能折騰事兒才有機會出『政績』，這是古人就明白的道理，我們現在這些經過現代化薰陶，甚至還受過高等教育的官員豈能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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