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哲学网 书吏的额员虽然按理也是有定数的，但实际上远没有“朝廷命官”那样严格，而且书吏薪俸极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规，他们的膨胀一般不会引起上级政府财政上的问题，所以，每当一个朝代年头久了，整个政权机器开始运转不灵的时候，书吏就会像气吹的一样膨胀起来。衙役就更是如此，他们连工资都没有，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所以人员的扩张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帮役”，然后帮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个县的衙役就会逾千。虽然国家规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要靠在土里刨食的情况下，想要不吃苦而且过得好一点，混入政府绝对是个比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败，赋税越重，因而流离人口也就越多，各种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却只能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化，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除了书吏和衙役之外，一个衙门里还有正印官自己出钱雇的师爷、长随等人员，虽然是官员自己出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也等于是政府开支。
明清两代，凡这种性质的政府机构膨胀，无论中央机关还是地方政府，从表面上看都不需要增加财政的压力，随便添上上万个书吏和衙役，户部的帐面上也没有什么反映。但是，这些吏和役进入政府，都是要吃饭的，而且还想着吃得比一般人更好一点，没有利益的话，是不会有人拼命地往政府里挤。书吏和衙役吃的都是陋规，人数增加了，或者将陋规增大分额，或者是增添新的陋规，否则就难以安排。这些收入最后当然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头上，直接刮地皮的当然是县里的人，然后层层孝敬，各级政府都添丁进口，皆大欢喜。
我们知道，在未能用数字管理的时代，政府的政务越是繁复，税费征收的环节、次数越是复杂，经手人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实际从数字上看农民交的钱粮是多了，但农民的负担却轻了，因为一条鞭法变繁政为简政，从而减少了官吏的中饱。显然，对于一个日益膨胀的政府内的成员来说，这种现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为他们的饭碗计，政务只能越来越多，手续必须日见烦琐，让皇帝和上司见了，觉得人人都在忙于公务，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似乎只有奖赏的道理，没有责罚的理由。所以，正税之外的摊派和附加无论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众官之口，何以饱属吏之欲？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最后按“黄宗羲定律”演化了下去，当然首先有对后金的战事无穷期的因素，因而引出“辽饷”（后金的女真人在辽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胀。个中的道理，其实不是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政府把改革已经加入的摊派给忘了，然后再行摊派，实际上是政府希望农民把这一点忘了，或者装作自己忘掉了，摊派来好理直气壮。
我们现在之所以担心“黄宗羲定律”作怪，让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主要是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担心它重蹈明朝的覆辙。显然，这决非杞人之忧。我们现在进行的税制改革，不仅出现了反弹，而且确有变本加厉加重农民负担的可能，这一点已经为众多的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文章所证实。事实上，遏止农民负担加重，从根本上掘锄“黄宗羲定律”发作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的社会，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则可以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就目前而言，关键是后者。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单纯依赖农业，指望从农民嘴里抠食的地方，政府膨胀得就越快，而且由政府倡导的各种工程，兴办的各种企业就越多，也就是说越能生事，这种政府导向的生事，结果往往很差，除了浪费农民的血汗钱之外，百无一成。其实，这种工程和企业，从开始就没打算办好过，只不过是官员们借以捞钱和捞官的梯子。不管他们生事的旗号打得多大，口号有多响，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但梯子就是梯子，等桃子摘到了，梯子也就寿终正寝。《红楼梦》里贾府如果不修大观园，主事的和下面的喽罗那儿来那么多机会发财？能折腾事儿才有借口弄钱，能折腾事儿才有机会出“政绩”，这是古人就明白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些经过现代化熏陶，甚至还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岂能不知？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