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升遷穩坐的箇中原因：趕上個『好脾氣』的皇帝(1)

  來源: 炎黃春秋 作者：張國華

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來，他以仗義爲民請命、與民伸冤除害聞名於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愛戴與敬仰。有關他的事跡在民間口碑相傳，世代不衰，並敷衍了許多傳奇的故事。

　　趕上個『好脾氣』的皇帝

　　包拯出生於官僚家庭，從小生活在富足有餘的環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傳統戲曲把他說成被父母遺棄，由嫂子（包拯系獨子）帶大成人，用於鋪墊包拯的身世和他對百姓疾苦的熟識，此種演繹可以理解，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包拯29歲考中進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進士就可以外出做官，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邁的父母不願離開故土，這使得包拯面臨離家做朝廷命官還是在家侍養父母的兩難選擇，在功名與盡孝中他選擇了後者。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評論，『拯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包拯的死對頭歐陽修也客觀評價他『少有孝行，聞於鄉里』。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發點就在於此。

　　從以後實踐來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諾。他的好友吳奎稱頌包拯『竭力於親，盡瘁於君』，這是舊時代社會士大夫在倫理道德上要做到的兩個重要標誌。當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終生堅守孝義高於一切，不孝無以爲國的行動理念，在這點上包拯自身的優勢得以凸現。據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爲後世所歌頌和懷念，一方面是因爲他爲百姓做了好事，百姓從內心深處感激他，歌頌他；另一方面源於包拯個人的道德品質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強大的人格力量，成爲後來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載，包拯爲人剛直，敢於忠言直諫，從不趨炎附勢，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勁正之臣，他一生堅守『大奸必摧』的原則。吳奎在他【墓志銘】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隨，我直其爲；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的性格特點。

　　每一個傑出人物，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包拯從政時，上距宋太祖開國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統治已進入中期。開國時期那種朝氣勃勃、勵精圖治的精神，已逐漸消失，官員大都變得懶散，不少人置國家大事於不顧。選拔能爲國家干實事的人是當時社會一種客觀需要，這給從小就『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爲，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顯示與人迥異的才華提供了機會。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視諫官的作用，從而對權幸之輩有所打擊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氣，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實際是諫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輝無不集中於此。北宋台諫是有別於以往的一種監察制度，其主要標誌是台官與諫官事權相混，合成一勢，成爲『人主之耳目』，並享有『風聞言事』無需查實的特權。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裡，一度被太后剝奪的皇權雖然重新回到仁宗手裡，分量卻不像原來那樣重了。君臣就國務展開爭論，甚至台諫與皇帝直接對抗均時有發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無疑與吏治渙散、政事不舉有直接關係，但同時也營造出一種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見的政治氛圍。這樣，台諫制度和台諫勢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著名的直言敢諫的台諫官除包拯以外，還有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唐介、吳奎等人，時稱『天下是非付之台諫』，成爲社會輿論中心。黃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書里載有一個真實的小故事。一個曾入皇宮中參加法事活動的和尚回憶說，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來觀看，看了很長時間。皇帝顯得很高興，下旨賜每個僧人紫羅一匹，眾僧紛紛致謝。仁宗又走近說，來日出東華門，將紫羅放在懷中，別讓人瞧見，否則包拯等台諫官又要有文字論列了。當時這些和尚們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賜僧，尚如此畏懼言官，可見皇帝也不好當啊！

　　針對這一現象，張其凡先生認爲，仁宗這一時期，最能體現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點，皇權、相權、台諫之權三足鼎立，互相制約，使政治上顯現寬鬆局面。這點分析應該說是恰當的。台灣學者普遍認爲，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過激的諫言，這與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關係，算包拯有福趕上一個『好脾氣』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認爲仁宗與包拯是特定時代的君臣之遇。這一評論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