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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二
官员获取非法收入的又一重要途径，是直接的贪污盗窃。其中包括上文所谓“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
《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有关于惩治这种行为的律文：
盗臧直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 五五
盈百一十到廿二钱罚金四两┎挥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 五六
谋遣人盗若教人可盗所人即以其言□□□□□及智人盗与分皆与盗同法
五七
谋偕盗而各有取也并直其臧以论之 五八
整理小组释文写道：“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不盈百一十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谋遣人盗，若教人可（何）盗所，人即以其言□□□□□及智（知）人盗与分，皆与盗同法。”“谋偕盗而各有取也，并直（值）其臧（赃）以论之。”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可见官员“盗官米”的案例，整理小组有如下释文：
・ 七年八月己未江陵丞言：醴阳令恢盗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长
□□□□ 六九
从史石盗醴阳己乡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令舍人五（伍）兴、义与石卖，得金六斤三两、钱万 七○
五千五十，罪，它如书。兴、义言皆如恢。问：恢盗赃过六百六十钱，石亡不讯，它如i（o）。鞫：恢， 七一
吏，盗过六百六十钱，审。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 七二
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以此当恢。 七三
恢居郦邑建成里，属南郡守。南郡守强、守丞吉、卒史建舍治。 七四
“醴阳令恢盗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从史石盗醴阳己乡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数额完全相同，又列为一案，恢与石应是同案犯。案情当如李学勤先生的说明：“恢系第十等爵左庶长，秩六百石，却指使从史石盗取本县己乡的公米，由他的舍人士伍（无爵的成年男子）兴、义和石一起出卖。”所谓“指使”，当类同《盗律》所谓“谋遣人盗，若教人可（何）盗所”。又恢与石的罪行都是盗“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似不存在“盗与分”事，一种可能是石在逃，盗赃即不分割，一种可能是确为恢所“指使”，也就是谋遣石盗，若教石可（何）盗所。
《奏谳书》此例引用《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与《二年律令》“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相同，只是省略了“舂”字。又引录《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则是我们在《二年律令》中没有看到的。这条《令》，应是对律文实施方式的补充。从简文看，“石亡不讯”，而恢的处治，完全遵从《律》与《令》：“当：恢当黥为城旦，毋得以爵减、免、赎。”
李学勤先生由“恢居郦邑建成里”论证了“新丰”置县的年代，又指出醴阳应即沣阳，地在南郡，并且分析了当时的米价，提请人们注意汉初物价腾贵的背景，其说至确。我们以为结合《奏谳书》与《二年律令》相对应的内容，讨论当时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情形，也是有意义的。
汉代对官吏监守自盗即所谓“主守盗”予以严厉惩治。《汉书・薛宣传》说到“主守盗”，孟康解释说：“法有主守盗，断官钱自入己也。”《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体现了政府对官员经济犯罪的处罚与平民同等对待，高爵者不允许“以爵减、免、赎”，立法显然是严厉的。然而，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二年律令》所见《盗律》中根据罪行轻重（盗赃价值数额多少）处罚的级次为：1钱――22钱――110钱――220钱――660钱。660钱是次一等级220钱的3倍。然而“醴阳令恢盗官米”一案，“得金六斤三两、钱万五千五十”，按照李学勤先生所折算的数额，合计76926钱[4]，则超过660钱的116.55倍。然而醴阳令恢只是以660钱的盗赃等级判罪：“吏，盗过六百六十钱，审。当：恢当黥为城旦。”可见相关律文对于“盗臧（赃）直（值）”非常高的罪案，惩罚力度是不虻摹[5]而此类罪案，作案者多是利用行政权力犯罪的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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