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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京日報 近年來，學界關於戊戌維新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提出了不少新觀點。這裡以戊戌維新110周年之際召開的『戊戌維新與晚清社會變革』學術研討會論文為例，進行簡要綜述。
一、關於戊戌維新的地位與意義，有學者指出：沒有戊戌維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也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任何變革都是一場系統的工程，會引發社會各個領域的變遷。李文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認為，戊戌維新既是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又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還為後來的經濟變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沒有戊戌維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沒有辛亥革命結束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也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以及黨所領導的革命，新中國的建立當然就無從談起。社會進步就像一個鏈條，戊戌維新就是近代中國走向進步、實現獨立的一個重要的一環。俞祖華和趙慧峰（魯東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分析了戊戌維新的現代性價值和意義：從政治維度上，戊戌變法正式開啟了從專制、人治邁向民主、法治的政治現代性成長的歷程；從文化的維度上，戊戌思潮孕育了以移植現代性價值理念、建立現代文藝學術為重點內容的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現代性的早期探索。
二、關於戊戌維新的『成』與『敗』，有學者主張以『夭折說』取代以往慣稱的『失敗說』
何曉明（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從三個層面分析了維新的成敗：首先，戊戌維新是一場膚淺的制度變革，但卻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啟蒙。其次，從謀略選擇上說，康有為力主的自上而下直接進入實際政治權力核心的變法謀略是無效的；但從戊戌後的情形來看，變法的許多條款陸續恢復實施，清末新政踐履的就是戊戌所要達到的部分目的，這個意義上的維新可以說是成功的。第三，戊戌時期學會的蓬勃興起、紳權的爭取等，無疑都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進程，現實政治層面的維新具有積極的意義。餘音（東北之窗雜誌社）認為，戊戌維新的目標可以分為初級目標、中級目標和高級目標，維新未完成『興民權、設議院、立憲法』的高級目標，但是卻完成了其初級目標――創建京師大學堂。既然初級目標已經實現，那麼將維新界定為失敗是值得商榷，以『夭折說』取代以往慣稱的『失敗說』，才更為客觀、準確，因為夭折比一般意義上的失敗程度上要輕許多。
戊戌維新的影響不僅僅局限於當時，還為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改良道路在近代中國是失敗的。羅福惠、何卓恩（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對此提出了異議，反對以維新運動的失敗來推導改良路線失敗的說法。他們認為改良有兩種定義方式，方式不同命運也相異：試圖通過漸進演變從而推翻現有架構、另建新架構的戊戌變法失敗是無疑的，但以張之洞、李鴻章等為代表的不改變傳統體制基本結構的局部改良思潮卻獲得了成功，所以不能說改良路線行不通。當然也有反對者，李文海不同意這種看法。
三、關於『戊戌維新失敗』的原因，學者指出：維新派選擇了錯誤的改革『庇護』，變法策略也有失誤
就『戊戌維新失敗』的主觀原因，學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維新派選擇了錯誤的改革『庇護』。遲雲飛、王立群（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認為維新派將變法希望寄托在實力弱小的光緒帝上，與力量強大的後黨發生了權力衝突，從而導致了維新的失敗。餘音將此『帝弱後強』的局面稱為『大太后、小皇后』的錯位。第二，維新派變法策略的失誤。遲雲飛、王立群指出維新派低估了改革的艱巨性、複雜性和長期性，急功近利，企圖短期內實現全變大變，這種路徑損害了許多人的利益，使得變法遭遇了巨大的反作用力而歸於夭折了。
在分析維新派的失誤時，維新派領導人康有為自然難辭其咎。郭雙林、餘音都認為康有為政治經驗不足、領導能力的有限應該為維新失敗負一定責任。孔祥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村田雄二郎（日本東京大學）等認為康有為的經驗和素質與戊戌成敗有着直接的關係，康有為雖為『名士，但是處世經驗明顯不足』，他採取過激的改革方案，嚴重脫離廣大民眾，這些都是失敗的主要原因。
與會的部分學者則更加重視失敗的客觀原因。鄒小站（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認為當時社會條件的不成熟是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由於當時的教育未變化，所以變法的思想、人才儲備不足；社會經濟也不能造成變革的力量，着眼於社會高層的變法必然會因社會土壤的缺失而歸於失敗。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以當時中國官職改革失敗的事實從側面證明了當時變法客觀基礎薄弱的事實。
四、有學者指出，戊戌思潮構成了近代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三大主義的共同源頭，引發熱烈爭論
俞祖華、趙慧峰認為，戊戌思潮構成了近代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三大主義的共同源頭。首先，正是基於嚴復與梁啓超對自由主義的宣傳和介紹及實現自由主義中國化的努力，現代性的自由主義才得以生成。其次，他們認為康有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新儒家，因為康有為依據儒學對現代性做出了新詮釋及新批判，這種從傳統角度來檢視現代性的思維正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表現。第三，激進主義生成於戊戌時期：梁啓超對社會主義宣傳和解讀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西方社會主義有相似性，社會主義是激進主義的重要流派；『大變』、『全變』等激進的主張是大刀闊斧式的現代化變革乃至革命的政治激進主義的起點。這一觀點，引起了學者熱烈的爭論，何曉明、鄭大華、李喜所等都表示了不同看法。
五、有學者認為，康有為在維新運動中的領袖地位還有待商榷
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研究繞不開的一個重要人物。江中孝（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能否作為戊戌維新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提出了質疑，因為資料顯示，戊戌期間光緒帝要求官員簽注【校廬抗議】並頒發了【勸學篇】，前者目的在於製造變法輿論氛圍並了解官員的思想狀況，後者為了統一人們的思想，而康的『兩考』除了對學術界有較大影響外，對光緒帝與大臣卻影響勢弱，所以因康有為是變法領袖從而理所當然地將康的著作視為運動的指導理論的做法值得討論，況且，康有為在維新運動中的領袖地位還有待商榷，因為戊戌維新是按照兩條路徑推行的，即中央的變革和地方的維新，康與地方的維新沒有聯繫，即便在中央，康由於其資歷、品性、學術等方面的不完美表現也難算作是完全領導者。
香港中文大學的鄭海麟教授支持江中孝的觀點。他依據陳寅恪的戊戌變法二源說及傅斯年的相關論述，認為應該從京師康梁實行的『百日維新』與黃遵憲、陳寶箴領導的『湖南變法』兩個途徑來考察戊戌維新，只從京師維新角度檢視戊戌維新並簡單地將康、梁視為維新變法的領袖而忽略湖南維新的重要地位及黃、陳等地方官僚對湖南維新的領導有失偏頗，應該肯定湖南新政對戊戌維新的影響及其賦予維新運動的實踐意義，注意黃、陳對地方維新的領導作用。鄭大華也認為，要注意湖南新政與京師變革之間的區別，就此而言，他認為戊戌維新的領袖應是一個群體而非某一個人。
王毅（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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