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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日报 近年来，学界关于戊戌维新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这里以戊戌维新110周年之际召开的“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论文为例，进行简要综述。
一、关于戊戌维新的地位与意义，有学者指出：没有戊戌维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任何变革都是一场系统的工程，会引发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认为，戊戌维新既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还为后来的经济变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戊戌维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当然就无从谈起。社会进步就像一个链条，戊戌维新就是近代中国走向进步、实现独立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俞祖华和赵慧峰（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分析了戊戌维新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从政治维度上，戊戌变法正式开启了从专制、人治迈向民主、法治的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从文化的维度上，戊戌思潮孕育了以移植现代性价值理念、建立现代文艺学术为重点内容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现代性的早期探索。
二、关于戊戌维新的“成”与“败”，有学者主张以“夭折说”取代以往惯称的“失败说”
何晓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从三个层面分析了维新的成败：首先，戊戌维新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但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其次，从谋略选择上说，康有为力主的自上而下直接进入实际政治权力核心的变法谋略是无效的；但从戊戌后的情形来看，变法的许多条款陆续恢复实施，清末新政践履的就是戊戌所要达到的部分目的，这个意义上的维新可以说是成功的。第三，戊戌时期学会的蓬勃兴起、绅权的争取等，无疑都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现实政治层面的维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余音（东北之窗杂志社）认为，戊戌维新的目标可以分为初级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维新未完成“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的高级目标，但是却完成了其初级目标――创建京师大学堂。既然初级目标已经实现，那么将维新界定为失败是值得商榷，以“夭折说”取代以往惯称的“失败说”，才更为客观、准确，因为夭折比一般意义上的失败程度上要轻许多。
戊戌维新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还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改良道路在近代中国是失败的。罗福惠、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对此提出了异议，反对以维新运动的失败来推导改良路线失败的说法。他们认为改良有两种定义方式，方式不同命运也相异：试图通过渐进演变从而推翻现有架构、另建新架构的戊戌变法失败是无疑的，但以张之洞、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不改变传统体制基本结构的局部改良思潮却获得了成功，所以不能说改良路线行不通。当然也有反对者，李文海不同意这种看法。
三、关于“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学者指出：维新派选择了错误的改革“庇护”，变法策略也有失误
就“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观原因，学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维新派选择了错误的改革“庇护”。迟云飞、王立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维新派将变法希望寄托在实力弱小的光绪帝上，与力量强大的后党发生了权力冲突，从而导致了维新的失败。余音将此“帝弱后强”的局面称为“大太后、小皇后”的错位。第二，维新派变法策略的失误。迟云飞、王立群指出维新派低估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急功近利，企图短期内实现全变大变，这种路径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使得变法遭遇了巨大的反作用力而归于夭折了。
在分析维新派的失误时，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自然难辞其咎。郭双林、余音都认为康有为政治经验不足、领导能力的有限应该为维新失败负一定责任。孔祥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村田雄二郎（日本东京大学）等认为康有为的经验和素质与戊戌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康有为虽为“名士，但是处世经验明显不足”，他采取过激的改革方案，严重脱离广大民众，这些都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与会的部分学者则更加重视失败的客观原因。邹小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当时社会条件的不成熟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的教育未变化，所以变法的思想、人才储备不足；社会经济也不能造成变革的力量，着眼于社会高层的变法必然会因社会土壤的缺失而归于失败。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以当时中国官职改革失败的事实从侧面证明了当时变法客观基础薄弱的事实。
四、有学者指出，戊戌思潮构成了近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主义的共同源头，引发热烈争论
俞祖华、赵慧峰认为，戊戌思潮构成了近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主义的共同源头。首先，正是基于严复与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宣传和介绍及实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现代性的自由主义才得以生成。其次，他们认为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家，因为康有为依据儒学对现代性做出了新诠释及新批判，这种从传统角度来检视现代性的思维正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第三，激进主义生成于戊戌时期：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宣传和解读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主义有相似性，社会主义是激进主义的重要流派；“大变”、“全变”等激进的主张是大刀阔斧式的现代化变革乃至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的起点。这一观点，引起了学者热烈的争论，何晓明、郑大华、李喜所等都表示了不同看法。
五、有学者认为，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还有待商榷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研究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江中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能否作为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因为资料显示，戊戌期间光绪帝要求官员签注《校庐抗议》并颁发了《劝学篇》，前者目的在于制造变法舆论氛围并了解官员的思想状况，后者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而康的“两考”除了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外，对光绪帝与大臣却影响势弱，所以因康有为是变法领袖从而理所当然地将康的著作视为运动的指导理论的做法值得讨论，况且，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还有待商榷，因为戊戌维新是按照两条路径推行的，即中央的变革和地方的维新，康与地方的维新没有联系，即便在中央，康由于其资历、品性、学术等方面的不完美表现也难算作是完全领导者。
香港中文大学的郑海麟教授支持江中孝的观点。他依据陈寅恪的戊戌变法二源说及傅斯年的相关论述，认为应该从京师康梁实行的“百日维新”与黄遵宪、陈宝箴领导的“湖南变法”两个途径来考察戊戌维新，只从京师维新角度检视戊戌维新并简单地将康、梁视为维新变法的领袖而忽略湖南维新的重要地位及黄、陈等地方官僚对湖南维新的领导有失偏颇，应该肯定湖南新政对戊戌维新的影响及其赋予维新运动的实践意义，注意黄、陈对地方维新的领导作用。郑大华也认为，要注意湖南新政与京师变革之间的区别，就此而言，他认为戊戌维新的领袖应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一个人。
王毅（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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