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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考据不能使史料变为历史，不能使史料具有生命，我们可以举一些事例来说明。比如在殷周古铜器中有许多图形文字，前人多不得其解，近人又往往以为文字画亦属臆说，例如：自宋以来的金石家均释为“子孙”，近人容庚先生则以为“象陈牲体于尸下而祭”，同以尸祭为说，盖本于王国维之《说俎》，两说均不可信。后来唐兰先生释为“大”，就字而论这是正确的考据，但这种字句在彝铭上有何意义，却得不到任何启示或者是明确的说明，而沫若先生谓：“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他具体解释说；“当即‘天鼋’，盖古之轩辕氏也。余近证得古十二岁名本即黄道周天之十二宫，寅之摄提格为大角，其次为卯之单阏当于轩辕，…单阏一称天鼋，是则轩辕，单阏，均天鼋之音变也。轩辕不必即是黄帝，盖古有此氏姓，迄周初犹存而后已消灭，故后人遂附益之以为黄帝耳。”(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这的确是一节精彩的文章，这是“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辩证方法，解此两字为“天鼋”，遂使这古史料具有生命力。无论是轩辕(天鼋)还是有熊氏，都是一种龟蛇的图腾崇拜。夏族的图腾即龟蛇，而商族是玄鸟。周自称是夏后，所以说“我姬氏出自天鼋”，也是以龟蛇作为图腾崇拜。周灭商，夷夏族融合为华夏族以轩辕为始祖，而自称是“黄帝子孙”。
类似的结论，不是古典的考据方法能够得出的。我们还可以举井田作证，胡适先生曾经说他的《井田辨》等考据文字是他的“最精彩的方法论”。有精彩的方法必定有精彩的结论。他关于中国古代井田的结论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井田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或者说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③。这只能是无知。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谈到古代井田的具体规划。我们还得请出汉学(朴学、考据)的不祧祖先郑玄来。在《周礼》中关于井田制记载最多也比较完备，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这四种记载，就性质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全是记载授田的数目；《小司徒》和《大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两种记载相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莱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异的，但就上下文来看是可以解释的。《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而《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在都鄙和六遂之外，还有六乡。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相同。从此进一步研究，在这种田制下的生产关系，在《周礼》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宗周实行分封制后，在每一个侯国中的居民可以大别为三个不同的阶级，即：宗周的统治集团，他们居住在国内(城内)，这里面有封建贵族和构成贵族集团的小宗成员――平民(士)；一般平民和殷商的亡国贵族。同是殷人又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来自殷士的自由农民，一种是住在野外采邑中的依附农民。这些区别在土地的区划中也可以看出，如《地官・遂人》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是乡遂的土地区划，以十夫所耕土地作为一个单位，未提公田，所有土地都属于农民的份地。《地官・小司徒》和《匠人》所载，则与此不同，是以九夫为单位的井田制，它们都说“九夫为井”。这九夫和十夫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e，郑玄已经看出来，他注解《小司徒》的“九夫为井”时说，“此谓造都鄙也，制井田异于乡遂”，这是卓识。所以我们说他是汉学的不祧祖先，后来的经解多半遵从他的说法，近人傅斯年先生在他的《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中有进一步的解释，他在解释《论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时说，“此语作何解，汉宋诂经家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辨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农夫。……《论语》中君子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词既定‘试翻作现在的话，如下：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原文见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册)这也是一篇比较好的考据文章。郑玄已经区别乡遂与都鄙土地区划之不同，傅斯年先生又指出国与野，人民身份之不同，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正好说明宗周时代之阶级分野及土地制度，居于国中者是贵族及自由平民，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即使是自由平民他们的身分也不同于在野农民，土地分配不同，赋役种类不同，而居于国中者是后进的周人，居于野地者是先进的殷人。但傅斯年先生却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
郑玄和后来的解经者以及傅斯年先生，通过他们对于先秦史料的考据，已经知道国、野之分，君子、小人之分，他们的成绩都比胡适先生的“精彩方法论”好，但他们也都不能画龙点睛。他们止于现象的分析，而不能给史料以生命力。史料仍然是史料，它不是历史。历史要有生命力，要分析史料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史料的生命才能观念地反映出来而成为历史学。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不能菲薄汉学考据，自郑玄到孙诒让的考据方法和成果，我们都重视，即使胡适、傅斯年两先生的考据工作也有可取处，但他们都有局限性，他们不能掌握辩证法、、使史料变为史学，因此只能说史料即史学了。 ( 作者：杨向奎)
①当然，在考古发掘及材料整理以及古人类学的研究，要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②此据《选集》卷二页二一七译文，与郭、王译《资本论》译文小异。
③《胡适文存》卷二《井田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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