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清談誤國論』是怎樣形成的?（1）

  來源: 光明日報

清談,就魏晉時期而言,通常被視為魏晉玄學的同義語,亦稱『玄談』、『談玄』、『清言』等。清談不是官方為解決某個實際問題或理論問題而組織的辯論,而是士人之間自發組織的學術思想討論。早在魏晉之前,辯論求理之風就長期存在,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東漢時期的『奪席談經』,都是士人間的思想學術辯論活動。魏晉清談顯然直接承繼了東漢後期『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清議運動,但魏晉名士們卻不再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轉而通過自由平等的論辯,運用『得意忘言』的學術方法創造性地重新解釋經典,以『本末體用』關係將儒家名教與道家自然融為一體,開創了新的學術思潮。   
   

　　清談不僅是魏晉時期士人的一種學術交流方式,也是士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士人在樂此不疲的辯論中實踐着一種哲學化的人生,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魏晉風度。魏晉時期的名士,任情放達,風神蕭朗,不拘於禮法,不泥於形跡,高自標置,『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箕踞嘯歌,白眼世俗,居喪食肉,臨吊撫琴,縱酒酣暢,放蕩形骸。正是名士們這种放達不羈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真情、超逸、灑脫的精神境界,使得魏晉清談在中國古代社會就顯得有點『另類』,而這種『另類』恰好出現在『神州陸沉』、『中朝傾覆』的特殊歷史時代,那麼,人們自然就會在二者之間建立起某種邏輯關係,這種歷史邏輯關係就表現為『清談誤國論』。  


　　『清談誤國論』萌發於晉武帝繼位之初,首先發難者是傅玄。在【舉清遠疏】中,傅玄稱:『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外矣。』傅玄所說的『虛無放誕之論』就是指正始以來以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名士清談活動,在他看來,這些清談活動,使得崇尚『風節』的漢代清議精神不再,朝廷無『清遠有禮之臣』,而這是一種亡國之兆,即疏中所稱的『亡秦之病』。這段文字屢被稱引,通常被視為『清談誤國論』的濫觴。傅玄就其政治立場而言,屬於『禮法之士』,這一群體多為魏晉禪代之際依附、投靠司馬氏政權的當權者,而就其學術思想而言則是兩漢經學之餘續,他們通常以儒學正統自居。傅玄對清談的指責,是曹魏後期政治舞台上『清談名士』與『禮法之士』兩種政治勢力之間相互較量的延續,因此,他所謂的『亡秦之病』並不是一種歷史真實,而是基於學術思想、政治立場差異的一方攻訐之辭。  


　　不幸的是,傅玄的『亡秦之病』一語成讖,西晉的滅亡似乎驗證了他『清談誤國』的論斷。加之,當時號稱清談宗主的王衍在被石勒『排牆填殺』時稱言:『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人之將亡,其言也善』,王衍的反思又進一步坐實了『清談誤國論』。  


　　歷史當事者的追悔無疑是最重要和直接的歷史佐證,西晉之後,王衍也就逐漸被當成『清談誤國』的罪魁禍首。王衍本人來自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他所生活的西晉時期正是士族社會崛起形成之際,作為名門子弟的他,歷官清顯,史稱其『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被譽為『一世龍門』。西晉咸寧、太康之際,高平陵政變後冷寂了近20年的思想界再度活躍,清談之風復甦,年輕一代玄學名士走上了政治舞台,清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寬鬆政治環境,湧現了『四友』、『八達』等名士群體,王衍正是『四友』、『八達』群體的精神領袖。這些名士,雖然以正始、竹林思想的繼承者自居,但缺乏正始、竹林名士的憂患意識與社會責任感,兩者形似而神異,他們不再具有竹林七賢的那種深刻的思想性,而只是一味地追求放達的形式,清談成為他們『縱恣』的藉口。在清談活躍的同時,西晉的政治局面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前後長達16年之久『八王之亂』,將西晉政權終於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在政局動盪之際,王衍身居高位,但並無政治才幹且政治操守不佳,周旋於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唯知自保。如晉惠帝初年,賈后廢愍懷太子,王衍之女為太子妃,他『懼禍,自表離婚』;再如被石勒所俘之後,他竟然『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王衍拙劣的政治表演,當然難辭其『誤國』之咎。但平心而論,晉武帝之後,楊駿、賈南風、司馬倫、司馬同、司馬頤、司馬越等人先後當權,王衍等清談名士不過是政權的裝點擺設而已。雖位居太尉,但正如王衍自己所言,『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也就是說,面對石勒等強大的軍事壓力,素無才幹的王衍根本無力回天,西晉的敗亡也就是必然的。政權鼎移,中原淪陷,絕非王衍一己之過,將『誤國』之責加於王衍,可能並沒有得歷史之真味。西晉滅亡的原因,隋末王通歸結為『儲後不順而晉室墮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王通將西晉滅亡指向『儲後』(素有白痴之稱的晉惠帝),當然也未必完全公允,但其所言『人謀不臧』無疑是非常正確的。西晉的政治亂局早在晉武帝司馬炎之時就已埋下禍根,行『封建』封諸王,『罷州郡之兵』,對東漢以來形成的『五胡內附』的民族雜處局面缺乏足夠的駕馭能力(武帝時江統曾上【徙戎論】,但『帝不能用』),更為嚴重的錯誤是晉武帝所託非人,立晉惠帝並委政於楊駿,這才是導致西晉政局動盪並滅亡的直接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指望王衍等清談名士能夠扭轉乾坤,不是責人於『不備』嗎?王衍臨死之前的懺悔是對自我能力的一種誤讀,之所以會有亡身之禍,『非才而處之』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絕非由於『祖尚浮虛』。清談與政治才能之間本無必然聯繫,與王衍齊名的另一個清談宗主樂廣,在做河南尹時就顯示出很高的政治才華。再如創建東晉政權的士人主體也多為元康時期的清談名士,王導、王敦均好清談,但卻開創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可見清談與誤國之間未必有直接的邏輯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