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于省吾先生

  来源: 欧亚学研究

  
陈公柔：1919年生于沈阳。燕京大学历史来毕业。1951年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五六十年代曾参加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参与编写《长沙发掘报告》和《洛阳发掘报告》。后协助陈梦家先生整理居延汉简，编辑《居延汉简甲、乙篇》、《汉简缀述》。整理马衡先生熹平石经遗稿，编辑《石经集存》。七十年代以来，参与大型学术专集《殷周金文集成》的编撰工作。此外，还撰有古代铭刻和礼制的论文多篇。
乙亥深秋，夜凉如水，灯火亲人。因检《竹书纪年》材料，读《穆天子传》。回忆多年以前，向思泊师（于师字思泊）请教该书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我在课堂上听思泊先生授课，仅仅一个学年。共修两门课程，每门课程一个学期。一门是古器物学，一门是古文字学。后者则从殷虚书契讲到《石鼓文》。
记得先生讲《石鼓文》，讲到“嫌行∮恪…其盗氏鲜”时，表述河水清涟，游鱼可数，并时吐水泡之状。先生辞色之间，颇为赞美古人描物绘景的贴切。并说：“王静安先生说，‘文无今古，未有不文从字顺者’”。先生身着长袍，神态很为悠闲。
五十年代中，思泊先生被延聘到长春吉林大学任教授（当时称东北人民大学），但先生常回北京来。每次回京，总要到考古研究所来看陈梦家先生。和陈先生谈过之后，一定要到他的学生们的办公室来看看、坐坐。见面后总要问问家里孩子大人（先生常常这样说）都好吗，要注意身体啊。然后就问近来念什么书。如果时间从容，还要间间读书有什么心得。并常说，他自已年纪大了，近年来，多写些短文章，写长文章不能贯通了。
记得1963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思泊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当时，室内寂静。先生谈起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的大致内容（记得好像是应《文物精华》约稿，写《司母戊鼎》）。并问我最近读什么书。我说，最近有个想法，想将《穆天子传》整理一下。我并说了对该书在整理上的一些想法，打算先写成一篇文章，将来可以做为全书的序言。
其大意是，过去专家学者对该书的注释、校勘等著作太多了，但还有一些工作应该做。例如：现存的《穆传》一书，正文不过六千余字。而过去，士林又一直视之为小说。所以，明清以来，翻刻、影印、传访之本甚多，应该有人加以认真校审，目的在于考订其版本异同，做出《版本源流考》，其实不过数种而已，以后人们再读《穆传》，则不必罗列诸本，治丝愈棼了。
再则，《穆传》出土时，丝纶散乱，而当时收书不谨，又多毁落残缺。加以当时撰次抄写，不按本简格式，当然难免错简或夺F之处。洪颐煊根据唐宋以来类书，为之补注多条。但他也认为“徒恨传访已久，未能尽复旧观”。刘师培在其《补释》中，更列举出其中有错简者数处。这些，都是值得注意汲取，并加以发挥的。
我当时说：近年来，秦汉简牍出土日多，对于简牍的书写格式日益清楚。因而联想到《穆传》中的□式的符号，除了后来传抄者用以表明该处字划不清者以外，有些就应该是表示另起一行或另记一事的。这在简牍中一般用●圆点或方块■来表示的，传抄者一律画为□框了。又如，现在所见到的《穆传》，注释者往往因读文不顺，指出某处有所谓的缺夺。其实往往是传抄者将重文符号给省略了。凡此种种，如能重加正，可使《穆传》稍能清通可读。
当时所谈，大致如此。内容尚多，已不复记忆。
思泊先生听了我的想法，说：“刘申叔一家，世代传经，他本人天资绝高，不幸短命，可惜了。上了袁世凯的当了”。又说：“现在武威汉简出土多时，你对《仪礼》不是曾用过功吗，可以结合简牍形式等等写篇文章”。先生又说：“我当年作《尚书新证》，后来并未深入再做，还是很值得做的”。“要先做重要的，抓大件儿。有些想法可以留下，将来有工夫再做（工夫，在这里指的是时间，先生说的是我们辽沈方言）。先生虽然没有正面对我指教。可是言简意赅，对我启发极大。
先生临走时，我送先生到办公室门外。先生忽然回过头来说：“你说的整理《穆传》，如果刚刚想做，那就不说他了，如果已有眉目，我可以想法给找个地方印出来，不要丢掉了，这属于古书整理范围。”我当时唯唯否否，并未深说。秋天的斜阳，照在办公室对面的垂华门上，照在里院的白皮松上，空庭阒寂，先生迈着缓慢的步伐通过里院，向正房旁边的角门走去。我望着先生的背影，在办公室门外，m立很久、很久。先生对学生期许之殷拳，叮嘱之恳切，事隔三十多年，每一念及，如闻謦。其后二年，再无暇顾及此书，转而书稿荡尽了。
七十年代末，我见到思泊先生。我告诉先生，我现在参加一项整理金文资料的工作。先生想了一下，说，好。你年纪大了，搞甲骨，要目力好。金文字大，除了文字之外，鼎彝本身诸如礼器的陈置等等（当时先生所说的，实际也包括了青铜器的组合、花纹、形制之类）都有许多内容需要研究。对于古代文献要多下工夫，要学习理论，要有民族学的知识。你参加这项工作，可以多熟悉、多掌握资料，要尽可能地多掌握。掌握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才能避免以偏概全。
思泊先生对于学生是十分仁厚的，晚年更多了几分慈祥。对学生期许甚深，而爱护备至。每有请益，先生总是不厌其详地解释，惟恐你领会不透。讲到写文章，先生常说：“你叫不准的，就不要全层肯定嘛”。又常说：“其实，（指考释文字）这就是一层窗户纸儿，一捅就破。”我体会，关于前一句话，指的是写文章要实事求是，不能望风捕影，牵强附会。治学要严谨，要有科学态度。而关于后者，乃是教导学生，要敢于探索，敢于攀登，不要迷信。话虽然是通俗易懂的，但是其中实含有深刻意义。
先生一向主张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对于清代的考据学，先生认为其对学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丰富的成果都是值得学习与吸取的。
思泊先生在四十岁以前，师宗桐城派古文，颇负文名。当时所作论文，也多用文言。五六十年代以后，先生所作论文，则改用语体。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写白话文，是后学的。最初写起来，很吃力。这当然是先生谦虚的话，但可以看出先生的一再更新其学识上的结构与表述方法。
五十年代以后，先生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并运用到研究工作上来。
思泊先生对于为学、为人之道，一向身体力行，并以之教育学生。多年来，吉林大学在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方面，人才辈出。莘莘学者，皆能蜚声于学术界。其最初，先生是有奖掖裁成之功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他从香港开会回来，路过北京时。先生讲了开会的情况，并说还去了公园，坐了“转椅”。我吓了一跳。问是高空的吗，我用手在面前竖着划了一个圈。先生说，不。是平地上的。说着用手平着比划了下。我说：“那，您的活动量也显得大了些。”当时，先生的情绪、身体都非常好。
以后，过了很久，于1984年夏，传来思泊先生因患肺炎竟致不起的噩耗。
缅怀往事，依稀梦里，谨记数端，用以纪念思泊先生百年诞辰。
作者：陈公柔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