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来源: 北京日报

从万斯同以布衣身份，不支俸禄参加修《明史》谈起  
《明史》在二十五史中，参加编撰的人数最多。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者，首推万斯同。万斯同(1638年－1702年)，字季野，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他参加修《明史稿》24年，从一开始就谢绝清廷的荐聘，不要任何官衔，不拿朝廷一分俸禄，始终以一介布衣身份参加修史工作，怀着“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愿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的决心。所有史官撰写的初稿都送他复审，当万斯同提出某稿应当补入某事，或尚需重新参校时，均无一差错。可见，万斯同对明代十三朝300年的文献史料、典章制度、掌故等熟悉到何等程度，《明史稿》500卷“皆由季野手定”，成为钦定《明史》的底本。因而，梁启超说:“《明史》之有相当价值，万氏力也”。  
为什么万斯同能一辈子以布衣身份，不食朝廷俸禄而参加修史工作呢？这与他的史德和史观紧密相连。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对明朝的覆灭有亡国之痛之恨。他抱着“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决心“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万斯同是受他老师――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命托遣派而参加修明史的，因此受其影响最大。黄宗羲富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对明朝的灭亡，怀着悲痛心情，多次拒绝清政府的征聘，对清廷是“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不仕而已”。黄宗羲对宋朝“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恨之而叹。因此，他决心“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所以，虽然他不愿在清政府内做官，但对修明史却情有独钟，把治史看作“经世之业”。因而，他派遣自己的学生万斯同、万言及儿子黄百家带着家藏明代史料(内有黄宗羲所辑《明文海》480卷、《明史案》244卷和其父黄尊素所著《大事记》、《三史钞》等)到北京明史馆，且都是以布衣身份不食朝廷俸而参加修史。临行前，黄宗羲赠诗万斯同“一代贤奸托布衣”，希望他修明史要公正评价一代贤奸。据史载，仅万斯同一人就携明史文献、资料、书籍等10万卷。在二十五史2000多年的编撰时间里，像黄宗羲、万斯同等人这样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史官，实在是屈指可数，没有几人。  
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原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1890.7－1969.10)对万斯同等人的史德史观倍加赞赏，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到外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猛进和我国史学界工作的落后，尤其是民国以来国家编史机构荡然无存，痛感“今日国虽存，而国史已失去正统”，再联系自己所处日本侵华的国破家亡环境(他父亲在日军侵占北京后，忧愤绝食而亡)，哀叹而呼吁:“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治史的振兴和独立，乃“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和学术界的共同职责。总结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更替的演变史，特别是宋、明两代灭亡，汉民族遭损而后又兴起的历史教训，不少史学家如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斯同、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形成了“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一共同观念，这实在是千年历史眼光的高见。 作者：刘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