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家錢穆眼中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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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關於錢穆與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以及一心想當帝王之師的馮友蘭，有極其巧妙的介紹。
若論透過文體窺見政俗消息，透過文心覘知世道人心，則文哲學者不免終輸史學家一籌。
中國自古是文章大國。所謂文章大國，不但視文章一道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且指『文』與『學』不分途，有學者無不能文，能文者莫不有學。降及近代，儘管學術界也模仿了西方學術的現代分工，但是無論學者所治專業爲何，若缺乏基本的文學素養，則仍難躋身上流。
錢穆先生是史學大師，文章一道，爲其餘事，但是他素來強調『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所以在古文辭方面也造詣頗深。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頗堪玩味。
1949年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我們現在知道，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早年曾在湖南一師從袁吉六先生學古文辭達六年之久，造詣非同尋常。就連胡適也認爲，中共的白話文以『我的學生』毛潤之爲第一。但是這篇布告，辭氣卻頗爲嚴厲。錢穆先生從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爲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錢基博先生大約受乃兄影響，不爲所動。
由於對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同，他們其後的命運也大相逕庭。錢穆先生不但在港創立新亞書院，絳帳春風，桃李滿天下，而且著作等身。錢基博先生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郁而亡。
這裡無意於對他們當時的選擇做價值評判。但是，比起文學家的文體學來，錢穆先生這種史家的文體學功夫，卻委實讓人驚嘆。
中國古代的文體學發端於先秦，而大成於六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劉勰的體性論是承繼了六朝裁量人物的『才性論』而來，所以他由內及外，從人格而論及文體。
在他看來，個體性格與心理差異決定了不同的文體風格：『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反之，也能從不同的文體風格窺見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情：『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觸類以推，表里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然而，文學家的文體學，往往專注於文章的駢散奇偶、繩墨布置、起承轉合這些屬於文學的形式要素。這些當然也很重要，但要具備穿透紙面的洞察力，玩味文章的神理氣味，從中讀出更多的東西來，就遠遠不夠了。吳季札曾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儀而陋於知人心』；若文學家的文體學，可謂明於形式而陋於知世道人心。而見慣歷史興亡的史學家的文體學，卻往往能夠以意逆志，洞燭幽隱，直指本心。曾國藩當年就主張，讀文章、辨文體，要『先認其貌，後觀其神』。若史家錢穆先生的文體學，可稱得上是『能觀其神』了。
錢穆先生的回憶中還有一段軼事，涉及哲學家馮友蘭。當年在昆明西南聯大，馮曾揶揄錢穆說，『君治史學，事屬過去；神者伸也，事屬未來。君治史學，乃爲鬼學；我治哲學，即神學也。』頗以能應帝王的未來之學自詡。可是1949年10月，馮友蘭向毛澤東寫信表態說：『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回信卻說：『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
馮當時心下不免悻悻然，搞不懂『我有什麼不老實』。馮先生的哲學文章風格獨具，出神入化，可此信卻引喻失當，比擬不倫。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看來，實在是語近輕薄，宜給予當頭棒喝。後來馮先生雖然悟出了其中道理，但半生降志辱身，實由當初的這一信所致。
錢基博先生的集部之學，獨步天下。馮友蘭先生也是一代哲學大家。儘管他們所攻術業不同，其實都是文體大家，但若論透過文體窺見政俗消息，通過文心覘知世道人心，則文哲學者不免終輸史學家一籌。
作者：王焱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