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顧頡剛年』做個標點

  來源: 中華讀書報

   剛剛過去的2006年對於中國史學界而言，是平淡而又別有意味的。有一件事，使學界關注，足資後人記錄。首先，2006年是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八十周年。而久負盛名的老牌學術
期刊【文史哲】雜誌從2006年第一期開始，連續刊登討論、質疑『走出疑古』的長篇論文。還有，就是【顧頡剛全集】即將由中華書局編輯出版，消息一經發布，即引起學界關注。【中華讀書報】曾於2006年早些時候對這一大規模學術討論給予大篇幅報道。圍繞這些，山東大學與中華書局在今年召開了一系列學術會議。所以，從某種程度講，2006年可以稱為『顧頡剛年』。
而當年先人之後人的這次同堂對話和深情互動，抑或可以為『顧頡剛年』劃了一個令人欣慰的階段性的分號？
顧潮與童教英同堂對話
顧潮女士是顧頡剛教授的女兒，童教英女士是童書業教授的女兒。作為『古史辨』派主角的後人，兩位女士不僅各自是她們父親遺著的主要整理人，而且早已是這方面研究的專家。童教英針對長久以來將『疑古』與『釋古』割裂對立的思維定式，重提童書業教授1946年發表的【『疑古』、『考古』與『釋古』】一文中的觀點，強調『釋古』並不與『疑古』、『考古』相衝突，而是『相需而成的工作』，『乃是研究古史的三個階段，是一件工作的三個方面，並不是三個學派』。童教英還深情回憶起顧頡剛、童書業師生間令人感動的深情厚意，對顧頡剛先生的學問、胸襟、人品敬仰不已，讚揚顧頡剛先生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對不同意見不是容忍，而是喜歡，其人格魅力是吸引當時許多各持己見的學者集結在其周圍持續研討古史的重要原因。擔任評論的顧潮女士對不能割裂『疑古』和『釋古』、考據和理論的意見深表贊同，認為顧、童兩位前輩在這一點上的見解是同樣的，他們都相信和追求真古，而且在這個意義上做了大量『釋古』的工作。當顧女士追憶起兩位前輩的深厚交誼之時，――顧先生在一次手術前的遺囑之中將身後文稿託付給小他15歲的童先生，不料想童先生在1968年竟先他謝世，而童先生的【春秋左傳研究】最後卻由顧先生整理出版。說到這裡，她哽咽不已，台上的童女士更是潸然淚下。此情此景，令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這讓人深刻感受到浸潤在『古史辨』派中的某種特有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內涵。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東西可能遠比一些具體的學術成就具有更為永久的價值和魅力。
秋末初冬的這次會議，是由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中華書局、歷史研究編輯部及文史哲編輯部聯合舉辦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冊出版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山東大學召開的這次會議，論規模並不算大，但卻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海內外五十幾位學者來自各個不同的學科領域，古史學、文獻學、考古學之外，還有歷史地理學、民俗學、符號學、哲學、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等眾多領域。值得一提的是，與會學者以中青年居多，甚至還有在讀的博士生，這讓人們的眼睛不禁為之一亮，看到了古典學以及與之相關的諸多學科未來發展的希望。全面詳細的綜述，將在【文史哲】刊出。
兩派學人交鋒辯難
不過，這次會議最為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兩派學人聚集在一起，同堂對話，交鋒辯難』。努力為分歧各方搭建起一個堅實的平台，以推動學術交流，促進學術發展，這是會議主辦者既定的宗旨。會議的結果表明，這一初衷得到了較好的實現，會議沒有像一些人曾經擔心的那樣成為只是『擺好』的庸俗紀念。將對紀念對象持不同評價的兩派學者請到一起交流對話，這在當今中國學界實屬罕見，值得大書而特書。不同學科及分歧雙方學者間的交流對話不僅賦予這次會議很高的學術含量，而且收穫頗為豐厚。以『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古」學說論衡』、『文獻研究與疑古學說』、『「古史辨」與20世紀中國史學』等幾個專題分類彙輯的27篇與會論文就是收穫的成果之一。論文集內在的質量品位和外觀的素樸精美可謂相得益彰，成為會議上的搶手貨。眼下學術界的會議也和市場上充斥的商品一樣多而濫，不少會議論文集過後即棄，甚至剛拿到手就已不打算讓它成為歸途的累贅。可這本論文集，我想得到它的人大概沒有一個願意輕易放手。不管同意還是不同意其中的觀點，這種多方位、多層面、多學科深入的探討本身已令人嘆為觀止，加上其中新見迭出，自然就讓人愛不釋手了。
溫情的回憶震撼人心，冷靜的反思和熱烈的論辨則令人開悟。會上所發表的意見，無論肯定還是否定，都蘊涵着一番嚴肅認真的思考。此次會議紀念【古史辨】第一冊出版80周年的目的主要是以此為契機，重估其意義和價值，並進一步探索『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路向』問題既是80年後人們評價古史辨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點，路向的不同直接影響到對古史辨評價的分歧。難能可貴的是，大家彼此都沒有迴避分歧。在兩天的發言和討論中，這些分歧被從不同角度表達出來。
那天晚上，會議上還召集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參加者有廖名春、謝維揚、張富祥、陳淳、江林昌、曹峰五位先生，很可代表各方意見。大家儘管意見不同，甚至分歧很大，但是彼此都能直言不諱，坦誠相見，這也是貫穿整個會議的一個特點。李零在1998年北京『二十世紀疑古思潮回顧』會上曾經主張關於『疑古』的討論不必要掩蓋分歧，像顧先生當年那樣，不妨把各種不同的意見擺到桌面上，讓它們進行一次激烈的交鋒，反而能夠真正的推動學術的前進。這次會議應該說是李先生所期望的局面的一個很好的開端。今天的學界如果能重新回歸到這樣一個境界上去，那自然就無可『堪憂』，或縱有所憂，也終究會在多元自由的探討和批評中轉憂為喜。這次會議最有意義的一點，就是讓人看到了這種希望。
從不同角度認識【古史辨】的意義
和廖名春對『古史辨』始終一貫的激烈批評不同，謝維揚這次對『古史辨』給予很高的評價。他特別強調有關古史辨價值和意義的評價是以前文章中未能包含的，也就是說他這篇論文有補闕的意思，而其所補則很不一般。文章開頭即引用裘錫圭的觀點，肯定中國古典學的第一次重建是從古史辨開始的，並且把這次重建納入到『中國學術近代化』的進程中，肯定其『對於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歷史性影響是積極的』，『是促使中國古史研究「近代化」的功臣』，『也是顧頡剛先生，以及眾多疑古學者對於中國學術的最大貢獻』。但是，謝先生的評價有一個基本立點，就是古史研究及其史料學基礎問題。他強調『【古史辨】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標和內容，正是試圖為建立近代意義的中國古史研究尋求合格的史料學基礎』，文章中無論多高的評價，都始終不出『史料學範疇』。謝先生自己也承認這是他整篇文章的『基調』。和那些把『古史辨』疑古與晚清今文學混為一談的人相比，謝先生對『古史辨』的『近代化』定位是很了不起的大見識，在『走出』群體中無疑是一個突破。但由局限於『史料學範疇』這點來看，他依然沒有擺脫『走出』論者的群體眼光。如對『古史辨』持激烈批評態度的廖名春先生之所以激烈，其學術上的主要理由正來自『史料學範疇』，即所謂『文獻學研究』。在廖先生看來，『文獻學研究』是『古史辨』的核心，既然經不住出土文獻的檢驗，還有什麼價值可言？再如從學術史角度高度肯定『古史辨』貢獻與價值的江林昌，當談到出土文獻已將古史辨所辨結論推翻時，他所說的那些貢獻和價值實際上也已無法落實，充其量是從史的角度肯定它，至於今天，地下文物簡帛出來以後，那一套觀點和方法顯然已經過時了。可見，如果只局限於『史料學範疇』，『古史辨』的價值和意義即使有，也已成過去。但實際情況好像並不如此簡單。有兩個問題：第一，出土文獻究竟在怎樣的意義和什麼程度上對『古史辨』的既有觀點構成衝擊和挑戰？第二，只局限於『史料學範疇』評價古史辨是否合適？
其實不少與會者已經對這兩個問題作出極有價值的探討。如曹峰先生提交的論文【出土文獻可以改寫思想史嗎？】，着重探討了利用出土文獻和二重證據法改寫思想史的局限性，這對已成媒體炒作對象的『出土文獻熱』、『改寫熱』來說，無疑是一副及時的清涼散。常玉芝在【由商代的『帝』看所謂的『黃帝』】一文中，通過考察甲骨文、金文中『帝』字的用法，得出『商王都不稱帝』的結論，並進一步證明顧頡剛關於『帝』是指天神上帝、帝號作為職位和稱謂始於秦、戰國時期才出現的『黃帝』不是指人帝的說法，『是極為正確的』。謝保成則在【關於認識史學起源的幾個問題】中考察了『史』字的出現和演變過程，指出殷商、西周時，『史』均非專職『記事』、『記言』的史官，東周列國之『史』方指『史官』、『史書』。遠古口述傳說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曾不斷被加工整齊，而在春秋以至戰國秦漢，被人們在各種場合反覆徵引的情況下，又經歷了一個被人為政治化、歷史化過程，並出現一些夏、商、周三代並不存在的神話傳說，如崇拜黃帝為祖先神等。這無疑為闡釋古史傳說經歷的『層累說』提供了新的佐證。地域擴張學說是『層累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辛德勇在分析了與顧頡剛先生存在分歧的饒宗頤先生的文章和觀點後指出，饒的論證並不足以動搖顧頡剛的核心觀點，考古發現的殷商器物和物質文化的相似性也不能直接證明當時中原政權對這些有同樣器物的地區都有像後代的政權那樣實際的控制力。甚至80年來備受誤解和譏嘲的『禹是一條蟲』，吳銳也順了古人思維的神話性質來重新審視，認為此論『精確不移』；鐵案如山的『古史辨』濫用『默證』說，年輕的在讀博士生彭國良重加審查後發出80年來從未有過的驚人之論：『默證適用之限度是一個「偽命題」』，濫用『默證』的批評不能成立；至今備受詬病的『東周以上無史』論，李揚眉博士在對『東周以上無史』論重新『平議』和『估量』之後，也提出許多新見，很可矯正一些『貴耳賤目』的流俗謬見。如此等等，人們盡可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這至少說明，即使從『史料學範疇』來考量，考古文物和簡帛文獻對『疑古』的衝擊程度，恐怕也不像一些人誇張的那樣是『轟然倒塌』。
『「層累說」為中國學者開啟了一扇門，使我們走入一個新的天地』
至於『史料學範疇』之外『古史辨』的意義和價值，從論文和發言中不難發現有一種和『走出』論截然不同的評價。如王和的發言，即超越了單一的『史料學範疇』，從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三個層面評價和定位『古史辨』。其中『最關鍵最重要的意義』，王和認為是第三方面，即認識論意義。王和強調，『層累說』為中國學者開啟了一扇門，使我們走入一個新的天地，關於這個命題的意義也許怎麼樣評價都不為過。他談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史學經歷的由思辨的歷史學發展為一種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學，即從對歷史本身的思考發展到對於歷史認識的思考的變化過程，認為中國學者過去在這方面相對來說是薄弱的。而『層累說』的可貴之處就在它是從歷史認識的角度講問題，是中國學者從自己的研究實踐中獨立提出的一個理論命題。王和認為，如果說近代以來的中國學者在真正近代意義的史學理論上對世界有什麼貢獻的話，那麼『層累說』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旅美學者李幼蒸則從『歷史符號學』的角度對顧頡剛學術話語的世界意義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顧頡剛學術話語『不僅是現代的，並且是可與國際學術話語相溝通的，因而成為國學領域內少數可與國際主流人文理論「接軌」的學術之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認識論意義中的『層累地造成說』在研究理路上必然導向對『觀念史』或曰『思想史』的考察，這一點，彭國良和日本青年學者竹元規一等都在文章中明確指出來。竹元還把傅斯年和顧頡剛的學術旨趣加以比較，認為始終以『文籍考訂』的眼光看顧頡剛的傅斯年始終不能切近顧頡剛『思想史』的理路，他對顧頡剛學問的評價因此也很難到位。竹元先生的比較讓我明白了一點，即『走出』論者何以推崇傅斯年且多引傅反顧，原因即在他們的眼光原屬一路。
不管怎樣，問題已經提出來。這次會議的一大功績就是把問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凸現出來，使大家認識到對一些問題的解決不能太操之過急。單就『古史辨』的評價而言，在對『古史辨』一系列核心觀點、方法及意義價值沒有研究辨析清楚之前，否定和『走出』的步子起碼應該放緩，過於急切的態度，不僅無助於糾正『疑古』的錯誤，反倒可能把前輩們辛苦獲得的有價值的成果扔掉，並且因此導致一系列更為嚴重的錯誤。在批評上個世紀的激進反傳統之後，希望不要反過來出現一個激進的反現代。在『走出』這個那個之前，中國學術界目前最需要『走出』的恐怕首先是種種情緒和情結糾纏下盲目翻案的思維模式，否則，不等撿回古代的那些舊遺產，已經失落近代以來積聚的一點新家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