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华读书报 刚刚过去的2006年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是平淡而又别有意味的。有一件事，使学界关注，足资后人记录。首先，2006年是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久负盛名的老牌学术
期刊《文史哲》杂志从2006年第一期开始，连续刊登讨论、质疑“走出疑古”的长篇论文。还有，就是《顾颉刚全集》即将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消息一经发布，即引起学界关注。《中华读书报》曾于2006年早些时候对这一大规模学术讨论给予大篇幅报道。围绕这些，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在今年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所以，从某种程度讲，2006年可以称为“顾颉刚年”。
而当年先人之后人的这次同堂对话和深情互动，抑或可以为“顾颉刚年”划了一个令人欣慰的阶段性的分号？
顾潮与童教英同堂对话
顾潮女士是顾颉刚教授的女儿，童教英女士是童书业教授的女儿。作为“古史辨”派主角的后人，两位女士不仅各自是她们父亲遗著的主要整理人，而且早已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童教英针对长久以来将“疑古”与“释古”割裂对立的思维定式，重提童书业教授1946年发表的《“疑古”、“考古”与“释古”》一文中的观点，强调“释古”并不与“疑古”、“考古”相冲突，而是“相需而成的工作”，“乃是研究古史的三个阶段，是一件工作的三个方面，并不是三个学派”。童教英还深情回忆起顾颉刚、童书业师生间令人感动的深情厚意，对顾颉刚先生的学问、胸襟、人品敬仰不已，赞扬顾颉刚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对不同意见不是容忍，而是喜欢，其人格魅力是吸引当时许多各持己见的学者集结在其周围持续研讨古史的重要原因。担任评论的顾潮女士对不能割裂“疑古”和“释古”、考据和理论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顾、童两位前辈在这一点上的见解是同样的，他们都相信和追求真古，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做了大量“释古”的工作。当顾女士追忆起两位前辈的深厚交谊之时，――顾先生在一次手术前的遗嘱之中将身后文稿托付给小他15岁的童先生，不料想童先生在1968年竟先他谢世，而童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最后却由顾先生整理出版。说到这里，她哽咽不已，台上的童女士更是潸然泪下。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让人深刻感受到浸润在“古史辨”派中的某种特有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可能远比一些具体的学术成就具有更为永久的价值和魅力。
秋末初冬的这次会议，是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这次会议，论规模并不算大，但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海内外五十几位学者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古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之外，还有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符号学、哲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众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与会学者以中青年居多，甚至还有在读的博士生，这让人们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看到了古典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全面详细的综述，将在《文史哲》刊出。
两派学人交锋辩难
不过，这次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两派学人聚集在一起，同堂对话，交锋辩难”。努力为分歧各方搭建起一个坚实的平台，以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这是会议主办者既定的宗旨。会议的结果表明，这一初衷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会议没有像一些人曾经担心的那样成为只是“摆好”的庸俗纪念。将对纪念对象持不同评价的两派学者请到一起交流对话，这在当今中国学界实属罕见，值得大书而特书。不同学科及分歧双方学者间的交流对话不仅赋予这次会议很高的学术含量，而且收获颇为丰厚。以“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古史辨’与20世纪中国史学”等几个专题分类汇辑的27篇与会论文就是收获的成果之一。论文集内在的质量品位和外观的素朴精美可谓相得益彰，成为会议上的抢手货。眼下学术界的会议也和市场上充斥的商品一样多而滥，不少会议论文集过后即弃，甚至刚拿到手就已不打算让它成为归途的累赘。可这本论文集，我想得到它的人大概没有一个愿意轻易放手。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其中的观点，这种多方位、多层面、多学科深入的探讨本身已令人叹为观止，加上其中新见迭出，自然就让人爱不释手了。
温情的回忆震撼人心，冷静的反思和热烈的论辨则令人开悟。会上所发表的意见，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蕴涵着一番严肃认真的思考。此次会议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的目的主要是以此为契机，重估其意义和价值，并进一步探索“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路向”问题既是80年后人们评价古史辨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路向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对古史辨评价的分歧。难能可贵的是，大家彼此都没有回避分歧。在两天的发言和讨论中，这些分歧被从不同角度表达出来。
那天晚上，会议上还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有廖名春、谢维扬、张富祥、陈淳、江林昌、曹峰五位先生，很可代表各方意见。大家尽管意见不同，甚至分歧很大，但是彼此都能直言不讳，坦诚相见，这也是贯穿整个会议的一个特点。李零在1998年北京“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会上曾经主张关于“疑古”的讨论不必要掩盖分歧，像顾先生当年那样，不妨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摆到桌面上，让它们进行一次激烈的交锋，反而能够真正的推动学术的前进。这次会议应该说是李先生所期望的局面的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天的学界如果能重新回归到这样一个境界上去，那自然就无可“堪忧”，或纵有所忧，也终究会在多元自由的探讨和批评中转忧为喜。这次会议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让人看到了这种希望。
从不同角度认识《古史辨》的意义
和廖名春对“古史辨”始终一贯的激烈批评不同，谢维扬这次对“古史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特别强调有关古史辨价值和意义的评价是以前文章中未能包含的，也就是说他这篇论文有补阙的意思，而其所补则很不一般。文章开头即引用裘锡圭的观点，肯定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是从古史辨开始的，并且把这次重建纳入到“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进程中，肯定其“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影响是积极的”，“是促使中国古史研究‘近代化’的功臣”，“也是顾颉刚先生，以及众多疑古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但是，谢先生的评价有一个基本立点，就是古史研究及其史料学基础问题。他强调“《古史辨》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正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文章中无论多高的评价，都始终不出“史料学范畴”。谢先生自己也承认这是他整篇文章的“基调”。和那些把“古史辨”疑古与晚清今文学混为一谈的人相比，谢先生对“古史辨”的“近代化”定位是很了不起的大见识，在“走出”群体中无疑是一个突破。但由局限于“史料学范畴”这点来看，他依然没有摆脱“走出”论者的群体眼光。如对“古史辨”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廖名春先生之所以激烈，其学术上的主要理由正来自“史料学范畴”，即所谓“文献学研究”。在廖先生看来，“文献学研究”是“古史辨”的核心，既然经不住出土文献的检验，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如从学术史角度高度肯定“古史辨”贡献与价值的江林昌，当谈到出土文献已将古史辨所辨结论推翻时，他所说的那些贡献和价值实际上也已无法落实，充其量是从史的角度肯定它，至于今天，地下文物简帛出来以后，那一套观点和方法显然已经过时了。可见，如果只局限于“史料学范畴”，“古史辨”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有，也已成过去。但实际情况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有两个问题：第一，出土文献究竟在怎样的意义和什么程度上对“古史辨”的既有观点构成冲击和挑战？第二，只局限于“史料学范畴”评价古史辨是否合适？
其实不少与会者已经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极有价值的探讨。如曹峰先生提交的论文《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着重探讨了利用出土文献和二重证据法改写思想史的局限性，这对已成媒体炒作对象的“出土文献热”、“改写热”来说，无疑是一副及时的清凉散。常玉芝在《由商代的“帝”看所谓的“黄帝”》一文中，通过考察甲骨文、金文中“帝”字的用法，得出“商王都不称帝”的结论，并进一步证明顾颉刚关于“帝”是指天神上帝、帝号作为职位和称谓始于秦、战国时期才出现的“黄帝”不是指人帝的说法，“是极为正确的”。谢保成则在《关于认识史学起源的几个问题》中考察了“史”字的出现和演变过程，指出殷商、西周时，“史”均非专职“记事”、“记言”的史官，东周列国之“史”方指“史官”、“史书”。远古口述传说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曾不断被加工整齐，而在春秋以至战国秦汉，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反复征引的情况下，又经历了一个被人为政治化、历史化过程，并出现一些夏、商、周三代并不存在的神话传说，如崇拜黄帝为祖先神等。这无疑为阐释古史传说经历的“层累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地域扩张学说是“层累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辛德勇在分析了与顾颉刚先生存在分歧的饶宗颐先生的文章和观点后指出，饶的论证并不足以动摇顾颉刚的核心观点，考古发现的殷商器物和物质文化的相似性也不能直接证明当时中原政权对这些有同样器物的地区都有像后代的政权那样实际的控制力。甚至80年来备受误解和讥嘲的“禹是一条虫”，吴锐也顺了古人思维的神话性质来重新审视，认为此论“精确不移”；铁案如山的“古史辨”滥用“默证”说，年轻的在读博士生彭国良重加审查后发出80年来从未有过的惊人之论：“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滥用“默证”的批评不能成立；至今备受诟病的“东周以上无史”论，李扬眉博士在对“东周以上无史”论重新“平议”和“估量”之后，也提出许多新见，很可矫正一些“贵耳贱目”的流俗谬见。如此等等，人们尽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这至少说明，即使从“史料学范畴”来考量，考古文物和简帛文献对“疑古”的冲击程度，恐怕也不像一些人夸张的那样是“轰然倒塌”。
“‘层累说’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扇门，使我们走入一个新的天地”
至于“史料学范畴”之外“古史辨”的意义和价值，从论文和发言中不难发现有一种和“走出”论截然不同的评价。如王和的发言，即超越了单一的“史料学范畴”，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三个层面评价和定位“古史辨”。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意义”，王和认为是第三方面，即认识论意义。王和强调，“层累说”为中国学者开启了一扇门，使我们走入一个新的天地，关于这个命题的意义也许怎么样评价都不为过。他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经历的由思辨的历史学发展为一种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学，即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发展到对于历史认识的思考的变化过程，认为中国学者过去在这方面相对来说是薄弱的。而“层累说”的可贵之处就在它是从历史认识的角度讲问题，是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独立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王和认为，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在真正近代意义的史学理论上对世界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么“层累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旅美学者李幼蒸则从“历史符号学”的角度对顾颉刚学术话语的世界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顾颉刚学术话语“不仅是现代的，并且是可与国际学术话语相沟通的，因而成为国学领域内少数可与国际主流人文理论‘接轨’的学术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认识论意义中的“层累地造成说”在研究理路上必然导向对“观念史”或曰“思想史”的考察，这一点，彭国良和日本青年学者竹元规一等都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来。竹元还把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学术旨趣加以比较，认为始终以“文籍考订”的眼光看顾颉刚的傅斯年始终不能切近顾颉刚“思想史”的理路，他对顾颉刚学问的评价因此也很难到位。竹元先生的比较让我明白了一点，即“走出”论者何以推崇傅斯年且多引傅反顾，原因即在他们的眼光原属一路。
不管怎样，问题已经提出来。这次会议的一大功绩就是把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凸现出来，使大家认识到对一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太操之过急。单就“古史辨”的评价而言，在对“古史辨”一系列核心观点、方法及意义价值没有研究辨析清楚之前，否定和“走出”的步子起码应该放缓，过于急切的态度，不仅无助于纠正“疑古”的错误，反倒可能把前辈们辛苦获得的有价值的成果扔掉，并且因此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错误。在批评上个世纪的激进反传统之后，希望不要反过来出现一个激进的反现代。在“走出”这个那个之前，中国学术界目前最需要“走出”的恐怕首先是种种情绪和情结纠缠下盲目翻案的思维模式，否则，不等捡回古代的那些旧遗产，已经失落近代以来积聚的一点新家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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