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傳略

  來源: 中國學術論壇

陳寅恪先生(1890-1969)，字鶴壽，江西修水人，聞名海內外的當代文化大師，被譽為『教授之中的教授』。一生主治中國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史，博通多種語言文字，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多所發明。同時對宗教史、魏晉南北朝史、蒙古史、敦煌學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經典，均有獨到精湛之研究。凡所涉及，皆成絕唱。陳寅恪先生祖父陳寶箴歷任浙江、湖北、直隸按察使、布政使等職，1895年任湖南巡撫，時值維新變法興起，陳寶箴在湖南興辦新政、設立時務堂，聘梁啓超為總教習，又保薦楊銳、劉光第為清廷軍機章京。戊戌變法失敗，遭革職永不錄用處分。父三立，光緒十二年進士，官授吏部主事，因積極參加維新運動，戊戌年間與陳寶箴一併被革職，遂致力於詩文，名聞一時，有【散原精舍詩】、【散原精舍文集】流傳於世。這樣的家庭環境，使陳寅恪先生自幼受進步思潮的浸潤，獲益良多。
陳寅恪先生一生的經歷，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求學階段(1901-1925)1901年，陳寅恪先生隨父移居金陵，在家塾念書。陳家私塾除講傳統的經史子集之外，還開設其時尚屬新潮的數學、英文、音樂、繪畫、文體等課程，故先生同時接受了中國傳統教育和西方科學知識，對先生知識結構的平衡大有裨益。1902年，先生隨兄長衡恪(字師曾，著名畫家)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巢鴨新文學院高中，時年僅13歲。兩年後回國度假，並考取了官費重新赴日。1905年患病回國治療，入上海吳凇復旦公學，1909年畢業。1910年得親友資助留學歐洲，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西歐各國語言文字，同時對社會政治和歷史的書籍亦多所涉獵，在瑞士時便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國人讀德文版【資本論】，先生或許是第一人。
當時由於經濟拮据，先生常用最節省的方法維持生活，罹病回國，在上海家中自學了1年多。1913年再獲出國機會，在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讀了1年，後因歐戰爆發，學業難以繼續，故於1914年年底回國。時其兄長衡恪在美術界已頗有名氣，常與魯迅來往。先生由此亦與魯迅有學術過從。【魯迅日記】1915年4月6日載『贈陳寅恪【或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即記二人交往，然先生絕少向人提起此事。1918年先生獲江西官費，得以再度留學。原擬入德國柏林大學，因歐戰尚未消停，轉赴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Ｌａｎｍａｎ)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自此專攻古文學和佛教學。1921年轉學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施(Ｌｕｅｄａｒｓ)教授指導下學習東方古文字長達4年之久。這種訓練，使先生後來能夠廣泛利用多種語言文字的資料和語言學的知識佐證史實，他人不能望其項背。先生早年四處求學，然從不以獵取學位為目標，故雖留學歐美多年，並無任何頭銜。但其淵博的學識卻深得國內外學術界的推崇，在德國留學時被譽為『最有名望的讀書種子』①;在美國哈佛，人們驚其卓識，稱『若中西各種學問統而論之』，則『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②清華國學所階段(1926-1937)1925年清華大學設立國學所，聘請最有名望的學者任導師，提倡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當時吳宓為研究所主任，負責行政工作，與先就任導師的梁啓超一致認為陳寅恪先生是最適當的導師人選。於是向曹雲祥校長鼎力舉薦。先生遂以無學銜的學者身份應聘，當年返國，適逢父病，請假在杭州家中侍候，至次年6月方正式到校。任導師的除梁啓超外，還有王國維、趙元任。與陳寅恪先生並稱『四大導師』。先生十分推崇王國維，譽之為『大師巨匠『，『能開拓學術之宇，補前修未逮』。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先生撰碑文挽悼，傳為27佳章。對梁啓超的學問，學術亦頗稱道，但對於梁啓超在民國初年的思想行為不無微辭，曾以『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廠元勛列』③之句諷之。
先生潛心於學業和治學，同時自以為體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至壯年尚未婚娶。供職研究所時，同事偶然談到女教師唐曉螢家懸條幅署名『南注生』，先生據此推斷唐為唐景崧孫女。唐景崧乃清末台灣巡撫，甲午戰爭失敗後領導過反割台運動。先生曾讀唐景崧【請纓日記】，母舅俞明震乃清代著名學者，又曾在台與唐景崧同事，故先生頗諳唐氏家世，兩人結識後，自覺志同道合，遂於1928年在上海結婚。婚後陳夫人對先生不僅在生活上關懷備至，在著述上亦頗多幫助。先生有『然脂功狀可封侯』的詩句，便是對陳夫人的稱頌。清華國學所只辦了5年，後因王國維、梁啓超的相繼去世，未能聘到名師接任，便宣告停辦。此後，先生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並一度在北京大學兼課。1930年後，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故宮博物館理事、明清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務。在國際國內學術界，先生聲名日隆。
從執教清華園到『七七事變』，先生在北平工作和生活約10年左右。這一時期是先生從事教學、研究的最初時期，也是富有收穫的時期。北平藏書豐富，比較容易搜集到各種不同文字的資料和檔案，加上生活比較安定，為先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環境。10年之中，先生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和為他人撰寫的序、跋共計50多篇。後來在抗戰期間發表的著述，其中不少是在這個階段醞釀成形的。此外，他還參與主持了【明清史料】前數集的編輯和刊行工作。戰亂流亡階段(1938-1949)1937年7月北平被日軍占領。先生一家滯留城中。其時先生之父三立亦與同住，面對將破之國，憂憤不食而死。臨終前還頻頻發問:外傳我軍馬廠得勝，不知確否?此事對先生影響甚大，1945年日本投降，先生曾賦詩曰:『國讎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表現了對國難家仇的刻骨銘心。治喪畢，先生一家逃離北平，輾轉半月，始抵清華大學臨時校址長沙，先生的藏書無法帶出，只好托人將常用的部分寄往長沙。結果只收到極少部分。不久，臨時大學又遷往蒙自，改稱西南聯合大學，先生繞道香港、越南進入雲南，1938年4月到達蒙自，後再遷昆明。此後，生活暫時穩定了一個時期，但研究條件極差。從長沙出來，先生帶走的書就更少了，其後陸續從北平寄往長沙的書，只好暫存於親戚家，國民黨軍隊撤退時火燒長沙城，先生的書遂被付之一炬。先生在西南聯大主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和『元白詩研究』等課程。此時，其健康狀況已不甚好，視力亦大為減弱，在艱難環境中，先生堅持教學和著述，1939年寫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幾經周折，最後才得以在重慶出版。這一年，英國牛津大學聘先生為中國史教授。牛津大學聘中國人為教授，這算是第一宗。1940年9月，先生取道香港準備應聘，因戰時交通不便而滯留香港，被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聘為客座教授。不久，許地山去世，先生接任中文系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淪陷期間，先生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日軍軍部知道他是著名學者，又懂日文，便對他格外優待，於其家門口作一記號，禁止日軍進入。糧食緊缺時，又派人送來兩袋大米。但先生決然將大米推出門外，拒不接受。後乃喬裝為塾師，秘密乘船逃離香港，繞道澳門，經廣州灣，於1942年抵達桂林執教於廣西大學。在此期間，先生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立論極為精湛，與前所成【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珠聯璧合，同為重要的唐史研究著作。此後，研究唐史者多援引先生兩書中的基本觀點，而這兩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正是在『年復遭際艱危，倉皇轉徙，往日讀史筆記及鳩集之資料等悉已散失』④的流亡環境中寫成的。作為一個正直的愛國者，先生十分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從香港回國後，目睹民生之維艱，吏治之敗壞，憤慨異常。194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策劃向蔣介石獻九鼎，欲借文化名流的聲望為蔣歌功頌德，曾徵求先生意見，先生寫下【癸未春日感賦】詩作答。詩曰:『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時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⑤表明了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心情及不屑與阿諛者同流合污的高風亮節。1943年9月，先生離桂林往成都，仍以清華大學教授身份執教於燕京大學。顛沛流離的生活一再催殘他的健康，所患視網膜脫離症愈加惡化。正是『七載流離目更昏』，雖就治於成都存仁醫院，然久未見奏效。適逢牛津大學重申前聘，他便藉此機會到英國治眼疾，1945年春由成都經印飛赴英倫。20多年前先生遊學歐洲時曾到過英國，此次抱着『眼暗又思復得明』的願望故地重遊，不勝感慨。但英倫名醫也未能治好先生的眼疾，最37後下了失明已成定論的診斷書。
先生懷着絕望的心情辭去牛津大學教席，經美洲回國。1946 年6月抵達上海，10月重返清華園。不久，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支持下悍然發動內戰。先生從民族大義出發，感到十分失望和不滿，毅然在北京高等院校教授支援學生反內戰運動的呼籲書上簽名，並加入到拒領美國麵粉的行列中。1948年冬，國民黨政府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社會混亂，物價飛漲。時先生雖為教授，所得薪俸卻難以維持一家之溫飽，不得不忍痛出賣某些珍貴書籍，以解寒餒之苦。時北平面臨解放，國民黨政府派一位部長出面勸先生出走，遭先生拒絕，乃改由文人胡適邀先生南下。初抵上海，胡適力勸先生赴台，先生再拒之。嶺南大學校長陳經序聞訊，即聘先生為嶺南大學擔任講席，於是乘船至廣州。時在1949年1月間。 10月，解放軍越南嶺而下，台灣當局通過傅斯年多次催先生迅速逃離廣州。當時，去台灣、香港俱很便利，但先生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已有深刻認識，認為台灣非安身之地，而香港又是英國殖民地，先生素鄙殖民地生活，不肯去香港。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使先生留了下來。嶺南時期(1949～1969)解放後，先生任嶺南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學生輪流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課程。嶺大學生本來就不多，讀文史的就更少，但先生仍以極認真的態度上課，受業學生對他淵博的學識與誨人不倦的精神由衷欽佩。1950年5月，特地贈與他一面錦旗，上繡『萬世師表』4個大字。先生一生從事教學工作30餘年。培養和造就了許多大師級學者，對這面錦旗，他是受之無愧的。同年，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問世，該書首倡『詩文證史』，成為他學術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1952年院系調整，廣州地區綜合大學命名為中山大學，先生遂轉為中山大學教授。1953年，先生開始撰寫【論再生緣】。1954年春初，中國科學院擬請先生出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先生雖念『早年眠食地』的北京，但已習慣了嶺南的氣候和生活環境，又自以為不適應當時的政治、行政工作，故推辭不就，乃薦陳垣教授代之。是年【論再生緣】初稿畢，開始撰寫【柳如是別傳】。
由於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還在不同時期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歷史研究】編委、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運動開始，先生被無端指責，遂離開教壇，專事著述。1962年，先生不慎摔折右股小骨，醫院擬定了治療方案送國務院，由周恩來總理親自裁定。陶鑄同志給派護士3人，輪班照料。對黨和政府的關愛，先生十分感激。10年浩劫期間，先生不幸受到衝擊，橫遭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終年79歲。陳寅恪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遠客異國，有斷炊之虞，漂泊西南，備顛連之苦。外侮內憂，銷魂鑠骨。……雖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後，繼以擯足，……而精探力索，超越凡響，論學論知，迥異時流』⑥。先生一生最重學術自由。早年在悼念王國維的碑銘中有『思想若不自由，毋寧死』語，認為無自由便無學術可言。在其【論再生緣】一書中，先生說，『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句，可概其餘。』他寫【柳如是別傳】，也是為了『表彰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⑦。先生持學術自由的思想可謂始終不渝。陳寅恪先生生前未刊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別傳】和修訂稿【金明館叢稿】已陸續面世並廣為流傳，影響深遠。作為一種獨特文化景觀的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就，重新被後人所認識、所推崇。誠如當代學術界所稱，陳寅恪先生『不僅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從資產階級史學過渡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橋梁』⑧。在研究陳寅恪先生的過程中，人們正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這位文化巨匠的燦爛與不朽。
註：①毛子水:【記陳寅恪先生】，載【談陳寅恪】。②③⑤⑥⑦【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見【師門往事錄】，【陳寅恪先生傳】。④【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4頁。⑧【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1987年版，前言。（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