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當所長條件是『不宗奉馬列主義』（3）

  來源: 台海網

陳寅恪之死
陸鍵東
學貫中西、文史兼通的陳寅恪是位學術大師，但是他的最後20年充滿艱辛與苦難，他經歷了哭泣的1958年，他遭『臏足』雙目失明之磨難，但就是這位暮年老人拒絕向權貴低頭，譜寫一曲人格正氣之歌。
一
探尋這位心實已死、只余軀殼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師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儘管這非常困難，印痕已渺不可辨。據黃萱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若去看望陳寅恪，須先向歷史系的掌權者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方能登門探問，但數年間她還是有一些機會與陳寅恪見面。
有次，陳寅恪突然問她『反動』二字作何解，黃萱無言以對。『通識』如陳寅恪，竟有如此一問，其悲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見。又有一次，陳寅恪對前來探望他的黃萱說:『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回答:『陳先生，真對不起，你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 』陳寅恪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二十多年後，回首往事，黃萱這樣說:『我的回話陳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東西又怎忍欺騙先生？陳先生的學識恐怕沒有什麼人能學，我更不敢說懂得其中的一成。』
陳寅恪這些話表明，『沒有參加運動』的老人，對形勢並不陌生，他的思維依然清晰與敏銳。
從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多次被迫作書畫檢查交待，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據個別看過這些書面交代的人回憶，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間人人都不能不寫的套話，但真正最能顯示陳寅恪心態與風骨的，還是陳寅恪數次遞交的『我的聲明』。
1967年4月2日，陳寅恪便有這樣的一紙『聲明』:『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二，陳序經和我的關係，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的往來。我雙目失明已二十餘年，斷腿已六年，我從來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代。』
二十年間，晚年的陳寅恪為歷史留下了多份『聲明』及申述書函，從用詞到行文風格，這份『聲明』與陳寅恪以往的『聲明』極為相似，當是陳寅恪發自內心情感的文字無疑。在最混亂的1967年，陳寅恪式的『尊嚴』，一有機會仍頑強地展示。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跡近難尋。那麼，支撐着這位早幾年已平靜地等待死亡降臨的文化大師，度過一千多個恐怖與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麼呢？
一份當年中山大學編寫的『形勢報告』，有一段充滿了極『左』語言的敘述，為我們猜測陳寅恪在這三年的精神狀態留下了極為重要的原始資料。
在陳寅恪生命最後的一年，中山大學對『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共產黨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聲稱「不吃中國麵粉」，「不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樣滅亡」，「 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海裏，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着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無限上綱上線、極盡斷章取義之能事等等做法早為世人所厭惡，所以『文革』期間的材料可信程度應打上問號。但陳寅恪『一直態度十分惡劣』，引起革命群眾『憤恨至極』，則完全有可能折射出歷史的真實－陳寅恪縱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學當年的『總結』或『形勢報告』一類的材料中，對『反動學術權威』一類的人用上『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等評語，並咒罵『就讓他帶着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吧』.需知，這樣的語言還是來自比較『正規』的校方正式文件、學習材料之中。校方痛斥陳寅恪『興亡遺恨尚如新』一句詩，出自【論再生緣】中陳寅恪感嘆與陳端生感同身受而吟詠的一首七絕。詩云:『紅杏青松畫已陳，興亡遺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歸去，腸斷看花舊日人』。『造反派』們只是憑直覺認為『興亡遺恨』與新舊政權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