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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子勉
【詞論】是一篇重要的詞集文獻，關於其作者，至今仍存有爭議。此文最早見於宋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題作李易安云云，【詞論】一名是今人所加。李清照，號易安居士，生活於南北宋之交，是著名的女詞人。胡仔引文並未確指李易安就是李清照，從現存文獻來看，明確指出【詞論】為李清照的言論是宋以後的事。明以前，【詞論】並未引起學人多少注意，入清後，談及【詞論】的言論漸漸多了起來，並且多數以為是李清照之言。此文是否確為李清照所撰，現代學術界多持有歧議，一則認為是李清照所言，只是存在早年之作和晚年之作的爭論；一則認為【詞論】所言與李清照生活的時代及其詞作等比照，存在不少矛盾，認為非李清照所作，或是偽托。近閱元人陳世隆【宋詩拾遺】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自號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也號易安，李清照為格非女，據此，【詞論】也有可能是李格非的言論。
陳世隆，字彥高，著有【北軒筆記】，書前有陳氏小傳，云：『詩文集不傳，唯【宋詩補遺】八卷，【北軒筆記】一卷，彥博館主人陶氏有其抄本雲。』按：今存有【兩宋名賢小集】，為抄本，題陳思輯，陳世隆補，此書薈萃兩宋詩人小集二百四十種，兩宋詩人作品多賴此以存，【宋詩拾遺】或針對此書而言，【宋詩補遺】或即【宋詩拾遺】，只是卷數不同，當是傳抄歧出。南京圖書館所藏【宋詩拾遺】為舊抄本，凡二十三卷，為海內孤本。收兩宋詩人七百八十六人，詩一千四百七十七首，多為一二首，也有達十餘首者。其中多人作品僅見於此，特別是一些小傳中有關作家的行跡，為他書所不載，文獻價值頗高。陳氏以藏書名世，涉獵廣，其雲李格非號易安居士，自有其資料來源。易安之號本身就源於室齋名（如李清照【上樞密韓腚惺】、【打馬圖序】、【金石錄後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稱），這個室齋名疑最初為李格非所用，後其女李清照用之，並作為自己的別號。應該說，【詞論】一文從內容觀點、行文風格等方面涉及到的諸種問題，與李清照有矛盾處頗多，而與李格非卻多有相通之處。
一、行文風格
【詞論】在行文風格方面，與李格非有相通處。李格非詩文集今不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於李氏【洛陽名園記】就有『未嘗見全集也』云云，知其詩文集南宋時已罕見，但有零星的詩、文散見於宋人載籍中。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和彭乘【墨客揮犀】卷八等均稱『李格非善論文章』，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云：『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卻鉛黛、曳縞、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啟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馬要之馬，方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毛舉縷詰，自以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為治，曾不如威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群吏為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oY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事得而絕俗、雜畦徑間者，故眾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與【詞論】比照，不難看出兩者間行文風格有相通之處，不乏調侃嘲謔之口吻。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三十【有竹堂記】云格非為太學正時：『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捲軸。門窗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強嘲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可知李格非常有遊戲筆墨之文，無事不說，無物不論，形容強嘲而評之，以致其欣悅之情，【詞論】或是這種心態的產物。
二、寫成的時間
有關李格非的行跡，宋人記載的比較零散，據諸書載：李格非，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進士，為鄆州教授，以文章受知於蘇軾，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哲宗時歷官校書郎、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等，以黨籍罷。徽宗崇寧元年(1102）七月知濮州，卒年六十一，其卒年當在徽宗崇寧、大觀年間。【詞論】有『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云云，對『百餘年』之『余』字的正確理解，是確定【詞論】寫作時間的一重要依據。其可以指一百至二百間的任意一數，但這多是針對既不確知起點，或又不確知終點而然。若本朝建立的年代，這是人所共知的。宋代建國始元是太祖建隆元年（960），則其後一百餘年之『余』字所指不應超過百年太長，若以二十餘年左右計算，則其下限至遲當在哲宗元v年間。北宋時期，對詞這種文體有意識地關注和討論，這是從蘇軾及其門弟子開始的，蘇軾及其門弟子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李之儀等人，都有論詞的文字，同樣作為蘇門弟子的李格非本身便以善論文章著稱，其撰寫此文，參與其中，也是情理之中的。晁補之也有一篇評詞的言論，見於【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與【詞論】一樣，也是評北宋詞壇諸名家之文，儘管其觀點不及【詞論】偏激刻薄，但涉及的要點卻有相同處。又李之儀在【跋吳師道小詞】一文中雲詞『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與【詞論】云詞『別是一家』，意思是相通的。宋祝穆等輯【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四稱『元v間，晁無咎作【樂章評】』云云，知晁文作於哲宗元v時。前引晁補之為李格非作【有竹堂記】一文寫於元v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時李為太學正，晁為秘書省校書郎，文中稱李『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強嘲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則【詞論】之作不會晚於元v在京仕宦時期，甚至在神宗熙寧、元豐間，因為這時也正是蘇軾等人在詞之學術與創作方面的活躍期。因此說【詞論】的產生不是孤立的，它是蘇軾及其門弟子對詞及其相關問題的關注和評議背景下的產物，只是各抒己見而已。
三、論及的詞人
【詞論】論及的作家，與李格非同輩的有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評秦、黃而未論及蘇門其他能詞成員如晁補之、陳師道、張耒等，這是為什麼呢？就秦、黃二人在詞壇的影響力來看，是當時的焦點人物，陳師道【後山詩話】云：『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秦、黃二人當時是以寫俗詞艷曲而著稱的，前者作詞被理學家程頤斥為褻瀆上天，以致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八稱：『少游竟死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勸淫之過。』而黃庭堅【小山詞序】亦云：『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那麼，以儒家詩教觀來看，秦、黃是放肆、不檢點的，其俗詞艷曲也說明了這一點，故元v在京為官時成為被人攻擊的把柄，儘管其間包含了不少政治因素。相反，晁、張、陳等在這方面不及秦、黃過分。陳師道自雲作詞不減秦七、黃九，但存詞才五十餘首。張耒自雲不善詞，其存作不足十首。而晁補之詞是有成就的，【晁氏琴趣外篇】六卷存詞一百五十六首，與秦、黃相較，晁詞屬於雅詞的範疇，但晁、陳、張存詞中或多或少還是有艷詞的。【詞論】是以儒家的詩教觀立論，譏彈嘲謔北宋名家詞人不足之處的，但這似乎並不足以說明晁、陳、張等就能避免被指點，這就要從李格非與蘇門諸弟子的交情來看了。據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和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九等載，以及晁、張、陳三人的詩文集來看，李格非與晁、張、陳的交情不錯，三人集中均有與李氏交往的詩文，而現存的黃、秦詩文集中卻無，也未見提及。不僅如此，蘇軾集中也無詩文直接交往的記錄，只有間接的提及（按蘇軾有【與文叔先輩二首】、【與李先輩一首】等，稱先輩，疑不是指李格非。又有【與孫志康二首】，其中提到李文叔托人帶來書信一事等，或指李格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九雲李格非『挽魯直五言八句，首云「魯直今已矣」云云，以下所作六句亦無褒。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至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知與黃庭堅本有詩文往來，而今黃集中卻隻字不存。眾所周知，黃庭堅的集子是自己親手編定的，在編輯中，有所刪定。從劉氏話中，不難發現其間似乎存有過節，具體原因不詳。這是否從另一面也說明了些什麼問題呢？至於提及晁次膺，卻未提及周邦彥，鑑於徽宗時兩人都曾被命大晟府供職，而後者的影響力遠在前者之上，這也是今人對此文是否為李清照所作的一個重要疑點。李格非元v中撰此文，不提周，這是合情合理的。然其中偏偏提及晁，按晁端禮，字元膺，神宗熙寧六年（1073）進士，知平恩、莘縣事，神宗元豐七年（1084）十月，因預借保甲錢事為提舉保甲司所劾，追官罰銅勒停，廢居三十年，政和三年（1113）詔為大晟府按協聲律，旨方下而卒（據李昭^【晁次膺墓志銘】和晁說之【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詞論】中將他與宋祁兄弟、張先、元繹、沈唐等並提，則所針對的應指其罷官閒居時的事，晁說之【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云：『公閒居，何以發揮其伊鬱髻閻感哉，自念【離騷】之變【國風】，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國風】者，非忘之也。其後以宮商為樂府者，又自一【離騷】也。以故，公於是辭有律呂矣，其傳寢遠，上達於六宮。』知其專力於詞，在元豐後便有了，何況尚未就任大晟府就已辭世，故【詞論】所言非專指徽宗政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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