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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子勉
《词论》是一篇重要的词集文献，关于其作者，至今仍存有争议。此文最早见于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题作李易安云云，《词论》一名是今人所加。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生活于南北宋之交，是著名的女词人。胡仔引文并未确指李易安就是李清照，从现存文献来看，明确指出《词论》为李清照的言论是宋以后的事。明以前，《词论》并未引起学人多少注意，入清后，谈及《词论》的言论渐渐多了起来，并且多数以为是李清照之言。此文是否确为李清照所撰，现代学术界多持有歧议，一则认为是李清照所言，只是存在早年之作和晚年之作的争论；一则认为《词论》所言与李清照生活的时代及其词作等比照，存在不少矛盾，认为非李清照所作，或是伪托。近阅元人陈世隆《宋诗拾遗》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自号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也号易安，李清照为格非女，据此，《词论》也有可能是李格非的言论。
陈世隆，字彦高，著有《北轩笔记》，书前有陈氏小传，云：“诗文集不传，唯《宋诗补遗》八卷，《北轩笔记》一卷，彦博馆主人陶氏有其抄本云。”按：今存有《两宋名贤小集》，为抄本，题陈思辑，陈世隆补，此书荟萃两宋诗人小集二百四十种，两宋诗人作品多赖此以存，《宋诗拾遗》或针对此书而言，《宋诗补遗》或即《宋诗拾遗》，只是卷数不同，当是传抄歧出。南京图书馆所藏《宋诗拾遗》为旧抄本，凡二十三卷，为海内孤本。收两宋诗人七百八十六人，诗一千四百七十七首，多为一二首，也有达十余首者。其中多人作品仅见于此，特别是一些小传中有关作家的行迹，为他书所不载，文献价值颇高。陈氏以藏书名世，涉猎广，其云李格非号易安居士，自有其资料来源。易安之号本身就源于室斋名（如李清照《上枢密韩腚惺》、《打马图序》、《金石录后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称），这个室斋名疑最初为李格非所用，后其女李清照用之，并作为自己的别号。应该说，《词论》一文从内容观点、行文风格等方面涉及到的诸种问题，与李清照有矛盾处颇多，而与李格非却多有相通之处。
一、行文风格
《词论》在行文风格方面，与李格非有相通处。李格非诗文集今不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于李氏《洛阳名园记》就有“未尝见全集也”云云，知其诗文集南宋时已罕见，但有零星的诗、文散见于宋人载籍中。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和彭乘《墨客挥犀》卷八等均称“李格非善论文章”，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云：“李文叔尝有《杂书》，论左、马、班、范、韩之才云：司马迁之视左丘明，如丽倡黠妇长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绝代之女，方且却铅黛、曳缟、施帷幄，裴徊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见之，虽失气疾归，不食以死，而终不敢意其一启齿而笑也。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休，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马要之马，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即至也。范晔之视班固，如勤师劳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毛举缕诘，自以为工，不可复加，而仅足为治，曾不如威健之吏，不动声色，提一二纲目，群吏为之趋走，而境内晏然也。韩愈之视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虽顾其左右，偃蹇侮笑，无少敬其主之容，虽鄙恶，而体已下之矣。又文叔尝《杂书》论文章之横云：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oY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事得而绝俗、杂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与《词论》比照，不难看出两者间行文风格有相通之处，不乏调侃嘲谑之口吻。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三十《有竹堂记》云格非为太学正时：“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牍，为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门窗几案，婢仆犬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无不论说，形容强嘲而故评之，以致其欣悦。”可知李格非常有游戏笔墨之文，无事不说，无物不论，形容强嘲而评之，以致其欣悦之情，《词论》或是这种心态的产物。
二、写成的时间
有关李格非的行迹，宋人记载的比较零散，据诸书载：李格非，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为郓州教授，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哲宗时历官校书郎、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等，以党籍罢。徽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知濮州，卒年六十一，其卒年当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词论》有“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云云，对“百余年”之“余”字的正确理解，是确定《词论》写作时间的一重要依据。其可以指一百至二百间的任意一数，但这多是针对既不确知起点，或又不确知终点而然。若本朝建立的年代，这是人所共知的。宋代建国始元是太祖建隆元年（960），则其后一百余年之“余”字所指不应超过百年太长，若以二十余年左右计算，则其下限至迟当在哲宗元v年间。北宋时期，对词这种文体有意识地关注和讨论，这是从苏轼及其门弟子开始的，苏轼及其门弟子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李之仪等人，都有论词的文字，同样作为苏门弟子的李格非本身便以善论文章著称，其撰写此文，参与其中，也是情理之中的。晁补之也有一篇评词的言论，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与《词论》一样，也是评北宋词坛诸名家之文，尽管其观点不及《词论》偏激刻薄，但涉及的要点却有相同处。又李之仪在《跋吴师道小词》一文中云词“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与《词论》云词“别是一家”，意思是相通的。宋祝穆等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称“元v间，晁无咎作《乐章评》”云云，知晁文作于哲宗元v时。前引晁补之为李格非作《有竹堂记》一文写于元v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时李为太学正，晁为秘书省校书郎，文中称李“目前之物有一可指，无不论说，形容强嘲而故评之，以致其欣悦”，则《词论》之作不会晚于元v在京仕宦时期，甚至在神宗熙宁、元丰间，因为这时也正是苏轼等人在词之学术与创作方面的活跃期。因此说《词论》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是苏轼及其门弟子对词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评议背景下的产物，只是各抒己见而已。
三、论及的词人
《词论》论及的作家，与李格非同辈的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评秦、黄而未论及苏门其他能词成员如晁补之、陈师道、张耒等，这是为什么呢？就秦、黄二人在词坛的影响力来看，是当时的焦点人物，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秦、黄二人当时是以写俗词艳曲而著称的，前者作词被理学家程颐斥为亵渎上天，以致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称：“少游竟死贬所，叔原寿亦不永，虽曰有数，亦口舌劝淫之过。”而黄庭坚《小山词序》亦云：“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那么，以儒家诗教观来看，秦、黄是放肆、不检点的，其俗词艳曲也说明了这一点，故元v在京为官时成为被人攻击的把柄，尽管其间包含了不少政治因素。相反，晁、张、陈等在这方面不及秦、黄过分。陈师道自云作词不减秦七、黄九，但存词才五十余首。张耒自云不善词，其存作不足十首。而晁补之词是有成就的，《晁氏琴趣外篇》六卷存词一百五十六首，与秦、黄相较，晁词属于雅词的范畴，但晁、陈、张存词中或多或少还是有艳词的。《词论》是以儒家的诗教观立论，讥弹嘲谑北宋名家词人不足之处的，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晁、陈、张等就能避免被指点，这就要从李格非与苏门诸弟子的交情来看了。据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和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九等载，以及晁、张、陈三人的诗文集来看，李格非与晁、张、陈的交情不错，三人集中均有与李氏交往的诗文，而现存的黄、秦诗文集中却无，也未见提及。不仅如此，苏轼集中也无诗文直接交往的记录，只有间接的提及（按苏轼有《与文叔先辈二首》、《与李先辈一首》等，称先辈，疑不是指李格非。又有《与孙志康二首》，其中提到李文叔托人带来书信一事等，或指李格非）。《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九云李格非“挽鲁直五言八句，首云‘鲁直今已矣’云云，以下所作六句亦无褒。文叔与苏门诸人尤厚，其殁也，文潜至其墓，独于山谷在日，以诗往还，而此词如此，良不可晓”。知与黄庭坚本有诗文往来，而今黄集中却只字不存。众所周知，黄庭坚的集子是自己亲手编定的，在编辑中，有所删定。从刘氏话中，不难发现其间似乎存有过节，具体原因不详。这是否从另一面也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呢？至于提及晁次膺，却未提及周邦彦，鉴于徽宗时两人都曾被命大晟府供职，而后者的影响力远在前者之上，这也是今人对此文是否为李清照所作的一个重要疑点。李格非元v中撰此文，不提周，这是合情合理的。然其中偏偏提及晁，按晁端礼，字元膺，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知平恩、莘县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月，因预借保甲钱事为提举保甲司所劾，追官罚铜勒停，废居三十年，政和三年（1113）诏为大晟府按协声律，旨方下而卒（据李昭^《晁次膺墓志铭》和晁说之《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词论》中将他与宋祁兄弟、张先、元绎、沈唐等并提，则所针对的应指其罢官闲居时的事，晁说之《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云：“公闲居，何以发挥其伊郁髻阎感哉，自念《离骚》之变《国风》，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国风》者，非忘之也。其后以宫商为乐府者，又自一《离骚》也。以故，公于是辞有律吕矣，其传寝远，上达于六宫。”知其专力于词，在元丰后便有了，何况尚未就任大晟府就已辞世，故《词论》所言非专指徽宗政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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