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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章學誠一方面強調史學『求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史學本體不突出『寓義』的危害性。他說：『諸子不難其文，而難於宗旨之卓然有其不可滅；諸史不難其事，而難其有以成一家之言。故諸子僅工文辭，即後世文集之濫觴；史學惟求事實，即後世類書之緣起。』[26]史學如果僅僅『求真』而不『寓義』，就會流人史料彙編，失去思想內涵。因此，章學誠特別強調『溯源流也，明類例也，綜名數也，考同異也，搜遺逸也，此皆學者應有之事，不可廢也。然以此爲極則，而不求古人之大體，以自廣其心，此宋人所譏爲玩物喪志，不得謂宋人之苛也。』[27]如果僅僅把『求真』作爲治史的『極則』，即最高目標，也就是作爲史學本體唯一內涵來看待的話，那麼史學必然走向衰亡。章學誠認爲漢唐史學『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跡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並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28]。清代史學在矯治宋明史學空談義理的同時，又走向另一個極端。章學誠指出：『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29]在他看來，扭轉前代史學積弊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連同其合理內核一併拋棄。到清代中葉，官方正史撰修形成『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30]的局面；而私人撰史則出現『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31]的弊端，甚至因爲『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32]，完全背離史學經世致用的性質。章學誠指出。這類沒有史學思想的考證之作，只能稱爲史考或史纂，而不能稱爲史學。他說：『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33]章學誠從史學本體論的角度闡明史學『寓義』的重要性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34]在『事』、『文』、『義』史學三要素中，作爲歷史記載的『事』和作爲表述形式的『文』只不過是一種載體，而作爲史學原則和思想的『義』才是史家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標。『史義』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能夠規範史書的紀事原則，規定史學的性質。史家著書不能只考訂史實，注重文采，而應該追求較高的理論層次和思想境界。章學誠說：『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35]章學誠對中國古代史學本體論的新貢獻，是把前人注重『史義』的內涵發展到追求『義意』，亦即從重視歷史記載原則發展到突出歷史著作的史學思想和理論內涵。他解釋這種變化時說：『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36]撰修史書應當體現出一定的『史義』，而這又取決於史家是否具有『史意』。章學誠說：『魏、晉、六朝，時得時失，至唐而史學絕矣。其後如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古人大體，非六朝、唐、宋諸儒所能測識，餘子則有似於史而非史，有似於學而非學爾。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37]史家只有明確了爲史之意，才能把某種特定的價值觀念融人史書之中，體現出史學宗旨，達到追求『義意所歸』的效果。可見章學誠是把『義意』作爲史學的核心來看待的，試圖通過理性思考對史家表述歷史的模式作出解釋，從而把中國古代史學本體理論提高到了傳統史學理論的最高層次。
在今天看來，從傳統史學的『史義』發展到章學誠追求的史學『義意』，並非只是名稱上的變化，而且也是史家素養理論和史學本體理論上的發展。傳統的『史義』突出史學的懲惡勸善之義，要求史家必須遵從道德評價和禮法原則，重在起到教化作用，從而體現出史學的懲勸功能。章學誠的『義意』繼承司馬遷、鄭樵等人而來，闡述了史家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和貴在創新精神；要求史家修史應當具有明確的撰述宗旨，體現特定的價值觀念，鮮明地反映出各個歷史時代人類社會的特徵和風貌，突出了史學具有思想性和理論性的本質屬性。
四
從以上論述可知，史學『求真』和『寓義』是史學本體論中的基本要素，不可能把二者涇渭分明地截然分離開來。沒有歷史事實做基礎，史學研究對象就會失去客觀性。或者流爲藝術，或者成爲政論，而不再屬於史學範疇；而沒有理論作指導，史學著作就會缺乏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成爲史料彙纂或史實考證，只能停留在技術層面，而不能提升到理論範疇。二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是辯證統一的關係。然而從先秦至清代史家對於史學本體認識的歷程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認識上的偏頗，一個時期過度強調史學本體的『求真』理念，另一個時期則過分強調史學本體的『寓義』理念，從而導致史學思潮在徵實與空疏之間畸輕畸重循環發展，給史學造成嚴重損失。前人的成敗教訓，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從總體上來看，史學『求真』的學術特徵強調無徵不信，其長處在於注重歷史事實而求得歷史的真相，缺陷是容易流於支離破碎，忽視探索歷史規律；『寓義』的學術特徵富於理論思辯，其長處在於把歷史問題或史學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缺陷是容易流於空泛不實，脫離歷史實際。二者各有利弊，合之則雙美，分之則兩傷。具體到每一位史學工作者，由於自身條件、興趣愛好等原因，可能會偏重於一方面，或以考證功力突出，或以理論闡發見長，都能夠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繁榮。但是，倘若二者彼此心存門戶之見，互相輕視，而不能彼此尊重，相互補充，必然會陷入前代循環往復的怪圈。當前史學界對於史學本體的認識儘管越來越明確，但仍然存在著崇尚徵實而輕視理論的問題。多數人還是習慣於以考證功力作爲評判史家和史書的標準，把功力等同於學問，缺乏著述寓涵學術宗旨和思想體系的自覺意識。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兩者並重，治史既要弄清歷史的真相，注重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又絕不能僅僅滿足於考證史實，而忽視對史學理論的探討。治史求得歷史的真相固然是歷史學存在的基礎，否則就沒有歷史學。但是，史家僅僅做到『求真』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在此基礎上具備『寓義』的史學意識。因爲前者只不過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和技術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且不說後人永遠不可能窮盡歷史的真相，即使完全考證清楚歷史的真相，客觀地記載下來，充其量只能是考證史實和彙纂史料。這種考據史書體現出的是史家的功力，而不是學問。歷史學家只有在具備功力，考證清楚歷史事實之後，按照某種價值體系，融人特定的歷史觀念，把歷史意義解釋出來，得出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發前人所未發，對後人有啟迪，能夠促進學術和社會進步，這才是歷史研究的目的和史家追求的終極目標，是歷史學的根本任務。如果從史學本體論的角度來看，僅僅注重記載和考證歷史而不注重闡釋歷史，只是認識了歷史學的部分性質，遠不是歷史學的全部內涵。倘若僅僅把求得歷史的真相懸爲治史鵠的，把功力當成學問，那麼歷史學只能停留在較低的層次，將會因爲沒有思想而失去活力，逐漸喪失其存在的價值。中國史學只有一方面注重發掘新材料，另一方面不斷地自覺總結自身的理論。才能向更加成熟的階段邁進，促進史學發展的繁榮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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