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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章学诚一方面强调史学“求真”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史学本体不突出“寓义”的危害性。他说：“诸子不难其文，而难于宗旨之卓然有其不可灭；诸史不难其事，而难其有以成一家之言。故诸子仅工文辞，即后世文集之滥觞；史学惟求事实，即后世类书之缘起。”[26]史学如果仅仅“求真”而不“寓义”，就会流人史料汇编，失去思想内涵。因此，章学诚特别强调“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此皆学者应有之事，不可废也。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不得谓宋人之苛也。”[27]如果仅仅把“求真”作为治史的“极则”，即最高目标，也就是作为史学本体唯一内涵来看待的话，那么史学必然走向衰亡。章学诚认为汉唐史学“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28]。清代史学在矫治宋明史学空谈义理的同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章学诚指出：“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9]在他看来，扭转前代史学积弊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连同其合理内核一并抛弃。到清代中叶，官方正史撰修形成“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30]的局面；而私人撰史则出现“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31]的弊端，甚至因为“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32]，完全背离史学经世致用的性质。章学诚指出。这类没有史学思想的考证之作，只能称为史考或史纂，而不能称为史学。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3]章学诚从史学本体论的角度阐明史学“寓义”的重要性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34]在“事”、“文”、“义”史学三要素中，作为历史记载的“事”和作为表述形式的“文”只不过是一种载体，而作为史学原则和思想的“义”才是史家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史义”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规范史书的纪事原则，规定史学的性质。史家著书不能只考订史实，注重文采，而应该追求较高的理论层次和思想境界。章学诚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35]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本体论的新贡献，是把前人注重“史义”的内涵发展到追求“义意”，亦即从重视历史记载原则发展到突出历史著作的史学思想和理论内涵。他解释这种变化时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36]撰修史书应当体现出一定的“史义”，而这又取决于史家是否具有“史意”。章学诚说：“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识，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37]史家只有明确了为史之意，才能把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融人史书之中，体现出史学宗旨，达到追求“义意所归”的效果。可见章学诚是把“义意”作为史学的核心来看待的，试图通过理性思考对史家表述历史的模式作出解释，从而把中国古代史学本体理论提高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层次。
在今天看来，从传统史学的“史义”发展到章学诚追求的史学“义意”，并非只是名称上的变化，而且也是史家素养理论和史学本体理论上的发展。传统的“史义”突出史学的惩恶劝善之义，要求史家必须遵从道德评价和礼法原则，重在起到教化作用，从而体现出史学的惩劝功能。章学诚的“义意”继承司马迁、郑樵等人而来，阐述了史家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和贵在创新精神；要求史家修史应当具有明确的撰述宗旨，体现特定的价值观念，鲜明地反映出各个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特征和风貌，突出了史学具有思想性和理论性的本质属性。
四
从以上论述可知，史学“求真”和“寓义”是史学本体论中的基本要素，不可能把二者泾渭分明地截然分离开来。没有历史事实做基础，史学研究对象就会失去客观性。或者流为艺术，或者成为政论，而不再属于史学范畴；而没有理论作指导，史学著作就会缺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成为史料汇纂或史实考证，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能提升到理论范畴。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然而从先秦至清代史家对于史学本体认识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一个时期过度强调史学本体的“求真”理念，另一个时期则过分强调史学本体的“寓义”理念，从而导致史学思潮在征实与空疏之间畸轻畸重循环发展，给史学造成严重损失。前人的成败教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从总体上来看，史学“求真”的学术特征强调无征不信，其长处在于注重历史事实而求得历史的真相，缺陷是容易流于支离破碎，忽视探索历史规律；“寓义”的学术特征富于理论思辩，其长处在于把历史问题或史学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缺陷是容易流于空泛不实，脱离历史实际。二者各有利弊，合之则双美，分之则两伤。具体到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由于自身条件、兴趣爱好等原因，可能会偏重于一方面，或以考证功力突出，或以理论阐发见长，都能够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繁荣。但是，倘若二者彼此心存门户之见，互相轻视，而不能彼此尊重，相互补充，必然会陷入前代循环往复的怪圈。当前史学界对于史学本体的认识尽管越来越明确，但仍然存在着崇尚征实而轻视理论的问题。多数人还是习惯于以考证功力作为评判史家和史书的标准，把功力等同于学问，缺乏著述寓涵学术宗旨和思想体系的自觉意识。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两者并重，治史既要弄清历史的真相，注重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又绝不能仅仅满足于考证史实，而忽视对史学理论的探讨。治史求得历史的真相固然是历史学存在的基础，否则就没有历史学。但是，史家仅仅做到“求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具备“寓义”的史学意识。因为前者只不过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和技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且不说后人永远不可能穷尽历史的真相，即使完全考证清楚历史的真相，客观地记载下来，充其量只能是考证史实和汇纂史料。这种考据史书体现出的是史家的功力，而不是学问。历史学家只有在具备功力，考证清楚历史事实之后，按照某种价值体系，融人特定的历史观念，把历史意义解释出来，得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有启迪，能够促进学术和社会进步，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史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如果从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仅仅注重记载和考证历史而不注重阐释历史，只是认识了历史学的部分性质，远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内涵。倘若仅仅把求得历史的真相悬为治史鹄的，把功力当成学问，那么历史学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将会因为没有思想而失去活力，逐渐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中国史学只有一方面注重发掘新材料，另一方面不断地自觉总结自身的理论。才能向更加成熟的阶段迈进，促进史学发展的繁荣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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