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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這裡，思考的難點，是如何把『合理性』變成動態的概念，由此回答連續性與社會變革的契合關係在哪裡？否則，『長期停滯論』很難以從根本上被驅趕出去。易言之，當變革實際上還沒有獲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長期停滯』的提示，在思考中國長時段歷史上，會不會仍然有其認識論上的價值？
其次，與前述相聯繫，歷史考察的視域必然地要有所擴展。近20年來，這方面的進步還是比較快的。原來史學的重心始終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現在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等等，都逐漸在深入展開。站在歷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與人物背後，或者說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與人相處關係的社會規則，以及由規則『叢林』構成的結構性歷史。因此在研討『前現代』或向現代過渡的時候，經濟史與社會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來。總體上說，在中國，目前專史、斷代研究的力量較強，成果多，而跨朝代的、連貫的研究難度高，一時還跟不上來。但少了這種延續性的通貫研究，就很難準確定位斷代史，更難把握中國歷史自身的發展脈絡，以及它連續而非斷裂式發展產生的路向。
在『現代化進程』的討論中，曾經有一種意見很受大家重視，那就是『整體的、全面的、協調的同步發展』。其實有哪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三者的『轉型』過程（請注意，這裡說的是過程，而非最終結果）真正全面協調得那麼順利？西方專家提出的靜態『現代化理論』不僅太理想，而且也與各國歷史實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國現代化的實際運行過程中，大凡經濟推進的欲求最強，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與經濟的匹配，恐怕有許多繞不過去的相關性，但其間不僅滯後是經常有的，而且也表現出某種為許多理論家不可思議的妥協性與靈活性，兩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點；意識形態的通約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會表現得最為強烈。因此，同是走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因子的匹配，具體的對應組合方式，實際是相當機靈和多樣的，是隨機性的，也可以說是創造性的。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這樣說：現代化沒有標準模式。只有在各種模式的整體效果上，是可以比較甚至評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國家也往往很難『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現代』中國歷史的考察中，學界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前現代』社會中，有沒有應該被發掘出來的『現代化資源』？假若有，是哪些？但從實際歷史運行來觀察，又會糾纏於前述三者互動節奏的『合理性』在哪裡？實際上卻缺乏明晰的判別依據。因為討論到突破的環節，什麼時候以什麼最佳，史家多般無從主觀下斷。在這裡，我們只能隱約地感到，歷史從來很難服從理論，而理論卻必須依據歷史來修正。這樣，問題又回到需要對中國歷史進程進行全盤性的總體思考上來。
三、關於明清經濟的發展與不發展
如果回到長達五六百年明清經濟史敘事的角度，確有相當多的史料能夠證明，中國的經濟主體――無論是工商業者還是農民、手工業者――不缺乏經濟理論的考量，也沒有停止過它自身的經濟上升運動，所謂『長期停滯』是一種受『歐洲中心主義』影響的偏見。但即使是『反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家，也都認為19世紀之後，中西歷史發生了『大分流』，中國淪入了真正的『停滯』。對於後一說法，我們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認真地予以正面回應（註：參見王家范：【中國社會經濟史面臨的挑戰――回應〖大分流〗的『問題意識』】，【史林】，2004年第4期。）。
筆者以為，由於各斷代經濟史微觀研究深入的結果，事實上已經把『長期停滯論』撕成了碎片，傷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國，經濟都不曾有過真正的停滯。微觀或斷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說各代的，不能顧此及彼，把連續發展在時段上系統化，用以論證中國經濟發展整體狀態的趨向，揭示它的發展以及不發展兩面。但是，明清經濟史的考察，即使發掘的光明面再多，也無法繞過一個巨大的障礙：如何通解過去說的『中國近代的落後』？這是與西方國家、與日本比，要否認也很難。那麼這種『落後』與『前現代』的歷史有沒有關聯？可以把這種原因仍然單純地歸咎於『列強侵略』（『反歐洲中心主義』就有類似暗示性的傾向）嗎？恐怕很少有人會這樣認為。
對明清經濟發展狀態的估量，應該說是比較困難的，主要談兩個問題：
其一，在歷史上，討論經濟發展的水準，最容易成為觀察『社會進步』與歷史分期標誌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源開發、物質增長的速率。它們都是非常醒目的標誌，判別上最不容易出現歧見。『前現代』與現代，在這方面的分水嶺便是以煤為能源的蒸汽機的使用（所謂『煤鐵聯合』）。中國『前現代』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人力資源與手工機械。為什麼它向現代『煤鐵聯合』的機械化生產轉變反應慢而效率低？這是很需要費心回答的大關節。
與此相關聯，筆者以為許多學者對『人口』的正面效應估計不足，不顧國情的不同，片面執著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人口多，當然容易造成生產與消費相衝的危機；但人口多，強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發各種經濟開發的努力，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發展總量的增長。因此，直到清亡為止，從『前現代』經濟的特性上衡量，中國是不是到達了『人口危機』的臨界點，變成了消極的因素，還是相反，勞動力豐厚與密集恰恰是宋以來經濟能長期連續發展的基礎？這需要討論。當然更關鍵的，被西方視為現代經濟轉變標誌的那種技術進步，為什麼不能發生在中國，以及即使後來學到的、使用了，發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經比較了19―20世紀中日棉紡織業的不同發展態勢（註：參見王家范：【發展與憂患：明清史再認識】，【解放日報】，2004年8月8日『思想者』專版。））？這就啟示我們需要從經濟總量以外的角度思考問題，需要關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改變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歐洲中心主義』如何顛覆傳統的中西比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歷史比較作為方法論存在的意義。他們中有些人一直認為，那種把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的分析，意義不大。例如在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歐洲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很強，國家對工商的掠奪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這樣發問：發展經濟的效率，能說集權制國家一定比分權制國家差嗎？但，這些能否構成把政治制度與經濟變革截然分開的充足理由？顯然站不住腳。
把政治與經濟聯繫起來考察時，兩者互相作用的聯接點在哪裡？國家財政政策的考察是個突破口。說具體些，財政政策，會影響到經濟資源的支配與使用狀態，國民生產總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終利益格局，特別是政治主體與經濟主體的利益分配格局，這些都會反過來制約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經濟發展的持續性。
筆者以為，至少從北宋以來，中國經濟的部門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工商業貨幣收益的比重在不斷提高，然而政府的財政收入仍然主要依賴於農業，與經濟的態勢不完全對稱（註：參見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中華書局，1995年。）。原因何在？王國斌認為18世紀中國的農業稅很低，商業稅也很低，比歐洲都低，照理它應該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因此他着重分析了歐洲的稅收協議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的經濟土壤。回到中國宋至明清，筆者曾經心存疑問，與其讓地方官吏無序地勒索工商業者，國稅低而官員藉此聚斂嚴重，為什麼國家不把工商稅與工商業者的實際經營收入掛鈎，訂出稅收細則，盡力避免稅外搜刮？這不僅能減輕農村負擔，也能起到保護工商業發展的作用。這裡有一種歷史情節不能忽略：無論農業、工商，稅外的負擔都很重，嚴重的是法外的負擔。其間中央財政缺口不小，而地方的行政費用又嚴重不足，像是個死結。這就造成工商業者被各級政府用各種形式剝奪的收益率非常之高。這並非用指斥『腐敗』二字就能完全了斷的。筆者最近一直在着重搜索和閱讀縣一級政府的運行實錄，看來這方面的情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複雜（註：諸如黃六鴻【福惠全書】、王植【崇德堂集】、劉衡【州縣須知】、王又槐【刑錢必覽】等。）。這樣的不斷追究下去，中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以及這種體制的制度運作成本太高的問題，就會凸顯在人們的眼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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