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與『史德』(4)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素心』說與章學誠的『史德』論

作為古代史學理論的集大成者，章學誠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方面，做了許多總結、提高、創新的工作，『史德』即是其中關於史家思想修養的重要概念。而這一理論觀點的提出與闡發，一方面是受到劉知幾『史才三長』說的啟示，另一方面又與劉勰『素心』說在理論上頗有關聯。關於前者，論述已多，此不贅述。關於後者，筆者認為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史家思想修養的理論探索 章氏之『史德』論與劉勰之『素心』說，均是在前人基礎上，對史家思想修養理論的總結與探討。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吸收了自孔子以來所倡導的『書法無隱』的精神內核與實質，然後從理論上提出普遍著史原則。劉勰是從當時史學發展的具體情況出發，詳盡分析了虛妄之風產生的原因、現象，進而提出史家當養『素心』以修史；章氏則主要針對埋頭考據、不求學問經世的偏頗學風而發論，他認為，『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三者兼備，才能構成完整意義上的史學，決不可偏於一端。但同時，三者之間有些因素又是『似之而非』、『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20]的。因此，『著書者之心術』不可不考，『史德』乃為構建史家基本素養與人格的重要方面。所以，章學誠之『史德』與劉勰之『素心』，背景、內涵雖不盡相同，出發點與思想本質卻是一致的，即史家著史的心術修養與著史態度，均應在理論上給予足夠的重視。這是他們共有的卓識。
（二）傳統名教的思想指導 『史德』論與『素心』說之共同點還在於，二者都以傳統的倫理道德為其指導思想與顯著特徵。如前所述，據『理』直書是劉勰『素心』說的主要內容；章學誠則認為：『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我們認為，此處之『天』的概念，具有客觀歷史、歷史發展規律的特徵，是接近近代科學精神的進步因素，是章學誠對前人的發展與推進。但同時，他又把『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21]引入史家心術的修養途徑之中，認為封建倫理與史學客觀性之間存在着直接的因果關係。通觀【文史通義】，這一結論可說是來源於兩點認識：其一，史傳作為一種文體，源於六經。章學誠提出，後世文體於戰國時皆已具備，而『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 [22]；其二，從『六經皆史』的理論觀點出發，六經都是史，且是最高規格的史，那麼，後世史家就應當從中汲取各種認識上與方法上的營養，而學習前人，把握其思想精髓與思維方式至為重要。這樣，通達『六藝比興之旨』，而後才可以、才能夠講『春王正月』之書，就同時兼備了學術上與邏輯上的合理性。這一方面說明了他的『史德』論的歷史局限，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在為史家主體活動找尋客觀標準方面，所作的可貴探討與努力。【史德】篇中，章學誠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極力辯明【史記】和【離騷】的符合名教，其目的無非在於向人們證實，前代流傳下來文史名篇，尤其是具備了撰述圓通之義的【史記】，是不可能、也不會『怨誹及於君父，且以是邀千古之名』的。否則，不僅著作者本人屬愚不可及、異想天開，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行，而且缺乏名教倫理為其思想內核的史著，是沒有資格流傳後世的，『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最後，他還意味深長地指出：『好善惡惡之心，制淥浦而非』，簡單的褒直貶曲不足為史家心術，能夠辯明那種於六藝精深之處的『似之而非』的是非，才可稱得上是真正史家的心術。
（三）關於影響史著客觀性的因素。章學誠引用了文章撰述論中『氣』、『情』的概念，從具體操作時的狀態入手，探討不同的氣質、風格及情感對史著公正性的影響。作為一個文論家，文章之『氣』、『情』是劉勰在【文心】中探討的重要問題。而章學誠則把氣情之說引入史學著作論中，從而使其論述更為深入與全面。『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文章的外在氣勢及引人程度，均取決於史家個人內在氣情真摯與否。然而，正是這種氣與情，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着史著的客觀性。『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這就把史家的氣質才力與史學的客觀性、公正性結合在一起：『氣』是著文的必要前提，有了一定的情感才能夠進行寫作，而言辭又是溝通客觀歷史與史學之間的橋梁。因此，言辭和決定言辭面貌的『氣情』，就對史學客觀性產生了影響。如果這種『氣』合於理的要求，與其相應的言辭就會真實地反映客觀歷史，反之，史家的主觀成分就會增多，史著的客觀性必然要受影響。所以，『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激則溺，情失則偏……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這說明氣情的平靜於史之公道大義的重要性，它們於不知不覺中『害義而違道』，史家應當慎而又慎之。這種結論與劉勰之『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的感嘆，其根本點與落腳點都是相同的，即氣情之發為文辭，都不能違失兩條客觀標準――名教與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