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与“史德”(4)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 “素心”说与章学诚的“史德”论

作为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方面，做了许多总结、提高、创新的工作，“史德”即是其中关于史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概念。而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与阐发，一方面是受到刘知几“史才三长”说的启示，另一方面又与刘勰“素心”说在理论上颇有关联。关于前者，论述已多，此不赘述。关于后者，笔者认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史家思想修养的理论探索 章氏之“史德”论与刘勰之“素心”说，均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史家思想修养理论的总结与探讨。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吸收了自孔子以来所倡导的“书法无隐”的精神内核与实质，然后从理论上提出普遍著史原则。刘勰是从当时史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详尽分析了虚妄之风产生的原因、现象，进而提出史家当养“素心”以修史；章氏则主要针对埋头考据、不求学问经世的偏颇学风而发论，他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三者兼备，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史学，决不可偏于一端。但同时，三者之间有些因素又是“似之而非”、“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20]的。因此，“著书者之心术”不可不考，“史德”乃为构建史家基本素养与人格的重要方面。所以，章学诚之“史德”与刘勰之“素心”，背景、内涵虽不尽相同，出发点与思想本质却是一致的，即史家著史的心术修养与著史态度，均应在理论上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他们共有的卓识。
（二）传统名教的思想指导 “史德”论与“素心”说之共同点还在于，二者都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其指导思想与显著特征。如前所述，据“理”直书是刘勰“素心”说的主要内容；章学诚则认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我们认为，此处之“天”的概念，具有客观历史、历史发展规律的特征，是接近近代科学精神的进步因素，是章学诚对前人的发展与推进。但同时，他又把“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21]引入史家心术的修养途径之中，认为封建伦理与史学客观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通观《文史通义》，这一结论可说是来源于两点认识：其一，史传作为一种文体，源于六经。章学诚提出，后世文体于战国时皆已具备，而“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 [22]；其二，从“六经皆史”的理论观点出发，六经都是史，且是最高规格的史，那么，后世史家就应当从中汲取各种认识上与方法上的营养，而学习前人，把握其思想精髓与思维方式至为重要。这样，通达“六艺比兴之旨”，而后才可以、才能够讲“春王正月”之书，就同时兼备了学术上与逻辑上的合理性。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史德”论的历史局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在为史家主体活动找寻客观标准方面，所作的可贵探讨与努力。《史德》篇中，章学诚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极力辩明《史记》和《离骚》的符合名教，其目的无非在于向人们证实，前代流传下来文史名篇，尤其是具备了撰述圆通之义的《史记》，是不可能、也不会“怨诽及于君父，且以是邀千古之名”的。否则，不仅著作者本人属愚不可及、异想天开，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而且缺乏名教伦理为其思想内核的史著，是没有资格流传后世的，“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好善恶恶之心，制渌浦而非”，简单的褒直贬曲不足为史家心术，能够辩明那种于六艺精深之处的“似之而非”的是非，才可称得上是真正史家的心术。
（三）关于影响史著客观性的因素。章学诚引用了文章撰述论中“气”、“情”的概念，从具体操作时的状态入手，探讨不同的气质、风格及情感对史著公正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文论家，文章之“气”、“情”是刘勰在《文心》中探讨的重要问题。而章学诚则把气情之说引入史学著作论中，从而使其论述更为深入与全面。“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章的外在气势及引人程度，均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著的客观性。“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这就把史家的气质才力与史学的客观性、公正性结合在一起：“气”是著文的必要前提，有了一定的情感才能够进行写作，而言辞又是沟通客观历史与史学之间的桥梁。因此，言辞和决定言辞面貌的“气情”，就对史学客观性产生了影响。如果这种“气”合于理的要求，与其相应的言辞就会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史家的主观成分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必然要受影响。所以，“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激则溺，情失则偏……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这说明气情的平静于史之公道大义的重要性，它们于不知不觉中“害义而违道”，史家应当慎而又慎之。这种结论与刘勰之“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的感叹，其根本点与落脚点都是相同的，即气情之发为文辞，都不能违失两条客观标准――名教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