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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南方都市報 長期以來，由于堅持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我們在歷史觀、道德觀、社會觀、倫理觀和審美觀等意識層面，形成了一整套是與非、善與惡、正與邪、榮與辱和美與丑的核心價值觀。改革開放前，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各種文藝作品，最典型地表現出了當時意識形態的這一政治導向所產生的影響。因為強調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大力批判『中間人物論』、『人性論』『無衝突論』，因此也就規定了『三突出』的『文藝創作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的結果，中國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幾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壞，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謂『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無缺的完人。因為一切必須要為政治服務，幾十年來，就連表露愛情、親情，甚至是鄉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經結束，改革開放剛剛啟步，電視片【三峽傳說】主題曲【鄉戀】播出，仍舊因為內容、曲調不合乎『無產階級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幾年後，即1983年春節晚會，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無產階級的(宣傳)工具』―――話筒，給家鄉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給【鄉戀】一曲開禁，導演乃至中宣部領導人仍舊會緊張得心驚肉跳。
當然，由於改革開放，階級鬥爭的思維模式還是逐漸遭到了摒棄，文藝創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漸漸開始淡出人們的視野。以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1981)、【一個和八個】(1984)、【芙蓉鎮】(1986)等創作公映為標誌，從人性的視角來發掘或塑造銀幕形象再度成為可能。隨着思想越來越得到解放，我們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國的文藝作品中今天已經很少能見到那種善惡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壞人』不那麼壞，『好人』不那麼好，作者必須儘可能地展現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幾乎成了一種文化創作的準則，以往那種基於階級鬥爭的是非、善惡、正邪、榮辱、美醜觀，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來，人們以往對歷史的認識及其價值判斷，也難免要受到極大的衝擊。
近兩年熱播的演繹國共兩黨恩怨情仇的電視劇，就最突出地反映了這種情況。【亮劍】中的李雲龍和楚雲飛，【歷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陳默翰，【中國兄弟連】中的袁學勇和曲連虎【潛伏】中的余則成、李涯和吳站長，以及【人間正道是滄桑】中的楊家父子等等，都讓人清楚地感覺到，不論是在共產黨裏面的人物，還是國民黨裏面的人物，幾乎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們之所以會對立、衝突，甚至會相互傷害，僅僅是因為他們受到不同環境的影響，加入了不同的黨派，相信了不同的主義。摒除他們的黨派政治背景，他們每個人其實都和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張三李四毫無兩樣，有血有肉，有長有短，很難用好壞來區分。就連在向共和國60周年獻禮的史詩巨片【建國大業】中，勝利的毛澤東和失敗的蔣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給人留下一種劉邦打敗項羽的悲壯印象。更有甚者，為顯示共產黨人更人性，有的影片還會別出心裁地編出這樣的劇情：毛澤東聽說前方打勝了，消滅了很多敵軍，不僅沒有高興，眼圈兒還紅了，沉痛地說：敵軍士兵也是我們的農民兄弟啊。
很顯然，。不僅如此，一時間，文藝界大有『不談人性不足以彰顯藝術造詣之深刻』的趨勢。這樣一種認識角度的突破，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國人的民族情感和國家意識。最典型的就是大陸上映的幾部影片，如李安執導的描寫愛國女青年與汪偽特務情愛關係的電影【色，戒】，魏德聖執導的描寫日據時期台灣少女與日本教師愛情故事的電影【海角七號】，以及陸川執導的塑造了一位有正義感的日本軍官形象的描寫南京慘案的影片【南京！南京！】等。這些影片的上映和觀眾普遍稱讚的反響，都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基於人性視角的創作，即使面對敏感的中日關係，也大都能夠通過民族主義高漲的中國大陸多數普通國民的情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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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上述情況嚴格說來並不奇怪，因為『文學即人學』『人性發展是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文藝乃至藝術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要展現人的生存狀態，透視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個性及其差異短長，崇其善、揚其美、憫其弱、痛其惡，從而使讀者的心靈和情感受到觸動和感動。誠如休謨所言，人天生有一種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憫人的情懷。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中世紀，到資本主義，人類因為生就這樣一種情懷，因而才會一步步改變其原始的動物本性，從基於生存本能的血腥殺戮、弱肉強食，一步步進化到尊重人權，敬畏生命，崇尚自由。無論今天的人們生活在怎樣一種社會之中，受到民族、階級、黨派怎樣的影響，其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人權的尊重，都日漸在超出其民族、階級和黨派的界限，形成一種只有進步人類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價值觀。
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證實，人類成功邁入現代社會和科學技術的飛躍性發展，首先就源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所謂文藝復興，就是通過文學藝術，如小說、詩歌、美術、音樂等等，來謳歌人和人的價值、人的情感。故文藝復興其實就是中世紀神權統治條件下，一次對人的認識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運動。甚至，現代(m odern)一詞，也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首先提出來的。正是由於發現了人、而非神是社會的中心，形成了以人為本的觀念，認識到個人利益是構成國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礎，對個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會和諧的前提；正是因為人們開始關注人性、人的權利及其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高揚人的價值與尊嚴，形成了影響深遠的人道主義的思想觀念，『日心說』才會推翻『地心說』，神權才會讓位於人權，才會有為爭取『人生而平等』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政體的誕生，才會有康德所謂『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馬克思關於人類最高理想是每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以人的徹底解放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理論的誕生。
由此或可看出，中國當今多半也正處在這樣一種過渡時期，即文學藝術已經重又開始高唱人性、人權和人道主義。雖然今日之中國還沒有可能馬上普及人性意識，但這種文化現象的日漸流行，自然會潛移默化地洗滌人們的靈魂，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引領着時代的潮流。
當然，在整個社會依舊通行着傳統的『政治正確』的原則的條件下，這種情況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思想的極度混沌的狀態。一方面，我們上面提到的正在影響廣大讀者、觀眾悄然改變種種『大是大非』觀念的文藝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人士，包括中共黨史權威機關的充分認可和高度評價，稱讚它們『真實』、『厚重』、『可圈可點』，『一定可以流傳下來』；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學歷史課本和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仍舊延續着大是大非的階級鬥爭說教。如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各種教材中，就明確認為：國民黨反動派代表着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中國共產黨代表着以工人、農民為主的人民大眾，是新興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動，後者所作所為一定進步。影響所及，今天仍會有不少網民激烈抨擊人性觀念，主張階級鬥爭。
中國人對人性觀念如此歧異，純粹是政治的歷史和政治的現實造成的。但無論傳統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維方式有過怎樣的優勢地位，因為它們嚴重背離了社會存在的現實，因此其改變也是遲早的和必然的。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談到的：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即不承認人性、人權和人道主義，同時大搞階級鬥爭，使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的觀念『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直至進入家庭，進入工廠，進入學校』。結果是『我國傳統的優秀道德被許多人遺棄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和信任開始喪失』。人們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嚴重扭曲。以至改革開放後很多年，講人道和人道主義仍然會被視為政治錯誤，並會受到公開批判。
這種情況直到1990年代初，才開始發生改變。這是因為，當時必須要面對開放所帶來的與國際通行的人權觀念的交流與交鋒，因此，中國官方不得不同意在報刊上正面談論中國的『人權』問題。
只是，對外談人權是一回事，真正為人權正名還是另一回事。這一過程又經過了10年以上的時間。直到2004年，中國的憲法中才第一次寫上了『公民人權』應該受到保護的內容。
突破了這一思想禁忌之後，2005年6月，中共中央領導人首次提出了超階級的『以人為本』的主張。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奧運會準備期間，中國政府最終邁出了承認『人性』觀念的關鍵一步。在公開宣傳『人性』觀念的基礎上，中國第一次喊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理想』，唱出了『我和你，心連心，永遠一家人』。這是共產黨建國後第一次公開主張不分階級、民族和國家，大家共同追求同一個夢想。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展開關於『人性』的大討論，並評論本屆奧運『更乾淨更人性更團結』。
這正是為什麼『人性偉大』四個字今天能夠唱響在依舊紅旗招展的中國大地的原因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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