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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網理論 三
再次是文獻搜集不全。
元代文獻雖遠不及之前的宋與之後的明清那樣豐富，但散見於各類文獻中的篇目還是不少。【全元文】既然說『全』，就應當儘可能地把現存元代文獻包羅進去。從【全元文】已經出版的前十五冊情況來看，編者們確實進行了一番認真的搜集工作，但還遠未達到至善至美的地步。筆者在此試舉兩個明顯的例子。
首先是【聖元名賢播芳續集】（以下簡稱【續集】），此書仿【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而作，收錄有所謂聖元名賢一百二十三家所作表、箋、詔等各類文體的文章近二百七十篇。這些文章，有些在題目下署有作者姓名，有些則沒有。其中，有許多文章篇目僅見於該書。但【全元文】編者沒有注意到該書，這在【全元文】前二十冊，我們已經能夠完全看得出來。
像【續集】卷五有【誅偽金紫王演詔】：
制曰：人無遠慮，誑小民以狂圖；邦有常憲，謀大逆者不赦。偽金紫王演，詐以金源之裔，出於荊邸之遺。轉徙村莊，蠱惑眾庶。謀嘗觀於圖讖，當復事乎經營。在壬戌年，聚以成軍，至甲子歲，起而僭位。俄因首獲，咸即招承。於朕意猶哀矜，而國法不容擬議。除已將王演，並偽署大王王奴奇、駙馬李住兒、宰相郗藻，市曹處斬外，妻子並不緣坐，其餘干連人等，亦從輕斷訖。於戲！望所非望，在前代亦有之；刑期無刑，庶幾人知戒耳！
按【元史】卷【世祖本紀一】，中統三年（1262年）二月，『王演等以妖言誅。』這篇詔書中提到的壬戌年，恰好爲中統三年。故這篇詔書應當爲世祖在位時發布。從詔書的內容，我們知道，王演偽稱前金荊王完顏守純後裔，以妖言惑眾，圖謀於甲子年（1264年）起事，結果因人告發，事情敗露，被捉到官。爲此，世祖下令將王演等一干人等斬首，並布發此詔書，曉諭臣民。由於這篇詔書僅見於【續集】，故【全元文】第三冊世祖篇目沒有收錄。
再如【續集】卷一有楊文郁【冊後賀表】三篇，【全元文】第一?冊楊文郁篇目僅根據清宣統涵芬樓【古今文抄】收錄了其中的第一篇，而缺後兩篇。茲列如下：
上聖造邦，首厚人倫之本；內朝受冊，益昭天作之詳。宗社安榮，臣民欣悅。中賀：德存孝敬，道在修齊。稽前代之舊章，聿新渙號；備長秋之令典，爰錫坤珍。光動星垣，義形風教。臣等職縻江海，心戀闕庭。大琮比於鎮圭，快睹儀文之盛；關雎應於麟趾，式延治家之盛。瑤圖啟運，有開宮壺之賢；寶冊加恩，益衍家邦之福。萬年景運，八表歡聲。中賀：德配乾剛，道侔坤順。時維良月，星明太乙之紫垣；禮備長秋，天錫太琮之黃玉。誕敷渙號，丕顯珍符。臣等遠在西江，溯瞻北闕。洪範之倫，攸攸幸被訓彝；關雎之教，方行喜形舞蹈。
再如【續集】卷四有盧摯【賀皇太后箋】一篇，【全元文】第一一冊盧摯篇目漏收。茲列如下：
慈闈示訓，遠貽燕翼之謀；下國依光，久席鴻休之庇。情馳魏闕，首賀箋。中賀：作佛中人，爲天下母。當九重躬修於孝治，宜萬國風行於懿儀。道日著於坤裳，廣揚善教；澤時流於鮮雨，默贊皇猷。臣某等，僻處炎荒，幸逢熙洽。喜見鉤鈴之動色，願同嵩岳以呼齡。
其次【中州啟札】，這是一部元人吳宏道編纂的書信選集，共四卷，收錄書信近二百篇，入選範圍主要爲金末元初的北方文人，計有趙秉文、元好問、馮璧、王鶚、竇默、姚樞、王磐、杜仁傑、徐世隆、楊果、許衡、商挺、陳季淵、徒單公履、陳之綱、呂鵬翼、王昌齡、烏古倫貞、高勝舉、鮮于樞、王博文、王復、劉因、姚燧、胡oy、劉宣、徐琰、許楫、盧摯、張孔孫、宋渤、王構、李澍、張子良、王儀、晉汝賢、師顏、安鎮海、康曄等，此外，還有無名氏多人。這些人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事跡可考，除了趙秉文、馮璧等個別人可劃爲金人外，大部分人均符合【全元文】的入選範圍。該書北京圖書館藏有清抄本，後被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一一六冊，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由於【全元文】編者沒有注意到這部書，造成其中大量文章漏收。據筆者初步統計，【中州啟札】中的書信，被【全元文】收入者僅有元好問、許衡、劉因、杜仁傑等少數幾個人，元好問、許衡、劉因的書信之所以入選，是因爲這些書信在他們本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杜仁傑的書信之所以入選，則是因爲他的書信見於【金文最】（此外，竇默的書信亦見於【金文最】，可由於【金文最】採用了竇默的另一個名字竇傑，【全元文】的編者竟然誤把二者當作兩個人而不予收錄）。
至於單篇文章漏收者，更是不少。像本文前面屢次談到的【金文最】，【全元文】的編者雖然注意到該書，但仍然有遺漏。除了前面談到的漏收作者外，【全元文】已收入作者而漏收其文章的，還有一些。像【金文最】卷四五有麻革【重修證類本草序】，【全元文】第二冊麻革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劉祁【太古集序】，【全元文】第二冊劉祁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竇傑【流注八穴序】，卷五四有同氏【與呂子謙郎中書】、【與游宣府子明書】，【全元文】第二冊竇默篇目漏收等。由於【中州啟札】與【金文最】爲國內常見之書，這裡就不再一一引錄原文了。
除了漏收文章之外，還有的文章似嫌重複，這裡也順便提一下。【全元文】第二冊世祖篇目下收錄了兩份【中統建元詔】，其中，第一份詔書采自【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與【元史】，第二份詔書采自【新元史】。這兩份詔書其實是一回事，之所以二者內容有所出入，乃是因爲【新元史】的作者柯劭朐謔章頰餛詔書時，將詔書與詔書後面所附條畫雜糅在一起。元代的聖旨，其實有許多後面都附有條畫，日本學者植松正曾撰有【元代條畫考】（連載於【香川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報告】第1部45－51、58），專門對此進行輯錄。如果【全元文】的編者在收錄詔書時，亦想收錄其後所附條畫的話，應該參考該文。
四
再次是選用版本不當。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程鉅夫【雪樓集】。【雪樓集】是元代一部重要文集，作者程鉅夫（1249－1318年），原名文海，因避武宗海山諱，以字行，在元代曾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他的文集最初由其子大本所編，門人揭菟剮Ｕ，凡四十五卷。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訂爲三十卷，凡文二十五卷，詩、樂府五卷。現在我們最常見且最好的本子爲陽湖陶氏復刻洪武本，題爲【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這個本子國內曾影印出版過，台灣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彙刊本】亦予以收錄。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全元文】的編纂者竟然放棄這個本子不用，在【全元文】第一六冊選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而以前者爲校本。大家知道，清人在編【四庫全書】時，有關元代的人名與地名，都經過四庫館臣的大量竄改，難以卒讀，爲我們今天的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不便。研究元史的人都遵守這樣一個原則，只要是能夠找到原來的版本，一般都儘量避免選用【四庫全書】本，【全元文】編者恰好觸犯了這個忌諱。
此外，姚燧【牧庵集】，【全元文】第九冊以目前常見的【四部叢刊】本爲工作底本，校以北京圖書館所藏清抄本，參校【叢書集成初編】本。【全元文】的編者之所以考慮用【四部叢刊】本爲底本，大概是因爲此版本所收姚燧文章最全的緣故。但【四部叢刊】本出自清武英殿聚珍版，其中的人名、地名等也有大量篡改。雖然元刻本現在我們已經見不到了，但我們仍然可以根據其它材料對元刻本【牧庵集】進行部分還原。像北京圖書館館藏明人劉昌所輯【牧庵集】抄本（即前面所提清抄本），以及【天下同文集】、【國朝文類】、【中州名賢文表】等收錄的姚燧文章等。如果把這些文章搜集起來，去同存異，再用【四部叢刊】本進行補充，應該比現在僅用【四部叢刊】本爲底本更爲理想些。反之，如果堅持要用【四部叢刊】本爲底本的話，也應該在被竄改的人名、地名下，核對未竄改的相應文獻，加以注釋。雖然這樣做顯得有些羅嗦，但卻方便了讀者，提高了使用效率。
其它版本選用不當的還有一些，像【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用的是清光緒三四年刻本，沒有用台北故宮博物院影印元刻本（第二冊世祖文）；【歷代名臣奏議】用的是【四庫全書】本，沒有用明刻本（第二冊李冶文）等等，此不贅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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