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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理论 三
再次是文献搜集不全。
元代文献虽远不及之前的宋与之后的明清那样丰富，但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篇目还是不少。《全元文》既然说“全”，就应当尽可能地把现存元代文献包罗进去。从《全元文》已经出版的前十五册情况来看，编者们确实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搜集工作，但还远未达到至善至美的地步。笔者在此试举两个明显的例子。
首先是《圣元名贤播芳续集》（以下简称《续集》），此书仿《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而作，收录有所谓圣元名贤一百二十三家所作表、笺、诏等各类文体的文章近二百七十篇。这些文章，有些在题目下署有作者姓名，有些则没有。其中，有许多文章篇目仅见于该书。但《全元文》编者没有注意到该书，这在《全元文》前二十册，我们已经能够完全看得出来。
像《续集》卷五有《诛伪金紫王演诏》：
制曰：人无远虑，诳小民以狂图；邦有常宪，谋大逆者不赦。伪金紫王演，诈以金源之裔，出於荆邸之遗。转徙村庄，蛊惑众庶。谋尝观於图谶，当复事乎经营。在壬戌年，聚以成军，至甲子岁，起而僭位。俄因首获，咸即招承。於朕意犹哀矜，而国法不容拟议。除已将王演，并伪署大王王奴奇、驸马李住儿、宰相郗藻，市曹处斩外，妻子并不缘坐，其余干连人等，亦从轻断讫。於戏！望所非望，在前代亦有之；刑期无刑，庶几人知戒耳！
按《元史》卷《世祖本纪一》，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王演等以妖言诛。”这篇诏书中提到的壬戌年，恰好为中统三年。故这篇诏书应当为世祖在位时发布。从诏书的内容，我们知道，王演伪称前金荆王完颜守纯后裔，以妖言惑众，图谋于甲子年（1264年）起事，结果因人告发，事情败露，被捉到官。为此，世祖下令将王演等一干人等斩首，并布发此诏书，晓谕臣民。由于这篇诏书仅见于《续集》，故《全元文》第三册世祖篇目没有收录。
再如《续集》卷一有杨文郁《册后贺表》三篇，《全元文》第一?册杨文郁篇目仅根据清宣统涵芬楼《古今文抄》收录了其中的第一篇，而缺后两篇。兹列如下：
上圣造邦，首厚人伦之本；内朝受册，益昭天作之详。宗社安荣，臣民欣悦。中贺：德存孝敬，道在修齐。稽前代之旧章，聿新涣号；备长秋之令典，爰锡坤珍。光动星垣，义形风教。臣等职縻江海，心恋阙庭。大琮比於镇圭，快睹仪文之盛；关雎应於麟趾，式延治家之盛。瑶图启运，有开宫壶之贤；宝册加恩，益衍家邦之福。万年景运，八表欢声。中贺：德配乾刚，道侔坤顺。时维良月，星明太乙之紫垣；礼备长秋，天锡太琮之黄玉。诞敷涣号，丕显珍符。臣等远在西江，溯瞻北阙。洪范之伦，攸攸幸被训彝；关雎之教，方行喜形舞蹈。
再如《续集》卷四有卢挚《贺皇太后笺》一篇，《全元文》第一一册卢挚篇目漏收。兹列如下：
慈闱示训，远贻燕翼之谋；下国依光，久席鸿休之庇。情驰魏阙，首贺笺。中贺：作佛中人，为天下母。当九重躬修於孝治，宜万国风行於懿仪。道日著於坤裳，广扬善教；泽时流於鲜雨，默赞皇猷。臣某等，僻处炎荒，幸逢熙洽。喜见钩铃之动色，愿同嵩岳以呼龄。
其次《中州启札》，这是一部元人吴宏道编纂的书信选集，共四卷，收录书信近二百篇，入选范围主要为金末元初的北方文人，计有赵秉文、元好问、冯璧、王鹗、窦默、姚枢、王磐、杜仁杰、徐世隆、杨果、许衡、商挺、陈季渊、徒单公履、陈之纲、吕鹏翼、王昌龄、乌古伦贞、高胜举、鲜于枢、王博文、王复、刘因、姚燧、胡oy、刘宣、徐琰、许楫、卢挚、张孔孙、宋渤、王构、李澍、张子良、王仪、晋汝贤、师颜、安镇海、康晔等，此外，还有无名氏多人。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生平事迹可考，除了赵秉文、冯璧等个别人可划为金人外，大部分人均符合《全元文》的入选范围。该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后被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一一六册，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由于《全元文》编者没有注意到这部书，造成其中大量文章漏收。据笔者初步统计，《中州启札》中的书信，被《全元文》收入者仅有元好问、许衡、刘因、杜仁杰等少数几个人，元好问、许衡、刘因的书信之所以入选，是因为这些书信在他们本人的文集中可以找到，杜仁杰的书信之所以入选，则是因为他的书信见于《金文最》（此外，窦默的书信亦见于《金文最》，可由于《金文最》采用了窦默的另一个名字窦杰，《全元文》的编者竟然误把二者当作两个人而不予收录）。
至于单篇文章漏收者，更是不少。像本文前面屡次谈到的《金文最》，《全元文》的编者虽然注意到该书，但仍然有遗漏。除了前面谈到的漏收作者外，《全元文》已收入作者而漏收其文章的，还有一些。像《金文最》卷四五有麻革《重修证类本草序》，《全元文》第二册麻革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刘祁《太古集序》，《全元文》第二册刘祁篇目漏收；《金文最》卷四五有窦杰《流注八穴序》，卷五四有同氏《与吕子谦郎中书》、《与游宣府子明书》，《全元文》第二册窦默篇目漏收等。由于《中州启札》与《金文最》为国内常见之书，这里就不再一一引录原文了。
除了漏收文章之外，还有的文章似嫌重复，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全元文》第二册世祖篇目下收录了两份《中统建元诏》，其中，第一份诏书采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与《元史》，第二份诏书采自《新元史》。这两份诏书其实是一回事，之所以二者内容有所出入，乃是因为《新元史》的作者柯劭朐谑章颊馄诏书时，将诏书与诏书后面所附条画杂糅在一起。元代的圣旨，其实有许多后面都附有条画，日本学者植松正曾撰有《元代条画考》（连载于《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45－51、58），专门对此进行辑录。如果《全元文》的编者在收录诏书时，亦想收录其后所附条画的话，应该参考该文。
四
再次是选用版本不当。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程钜夫《雪楼集》。《雪楼集》是元代一部重要文集，作者程钜夫（1249－1318年），原名文海，因避武宗海山讳，以字行，在元代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的文集最初由其子大本所编，门人揭菟剐Ｕ，凡四十五卷。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订为三十卷，凡文二十五卷，诗、乐府五卷。现在我们最常见且最好的本子为阳湖陶氏复刻洪武本，题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这个本子国内曾影印出版过，台湾出版社《元人文集珍本汇刊本》亦予以收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全元文》的编纂者竟然放弃这个本子不用，在《全元文》第一六册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以前者为校本。大家知道，清人在编《四库全书》时，有关元代的人名与地名，都经过四库馆臣的大量窜改，难以卒读，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研究元史的人都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是能够找到原来的版本，一般都尽量避免选用《四库全书》本，《全元文》编者恰好触犯了这个忌讳。
此外，姚燧《牧庵集》，《全元文》第九册以目前常见的《四部丛刊》本为工作底本，校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参校《丛书集成初编》本。《全元文》的编者之所以考虑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大概是因为此版本所收姚燧文章最全的缘故。但《四部丛刊》本出自清武英殿聚珍版，其中的人名、地名等也有大量篡改。虽然元刻本现在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其它材料对元刻本《牧庵集》进行部分还原。像北京图书馆馆藏明人刘昌所辑《牧庵集》抄本（即前面所提清抄本），以及《天下同文集》、《国朝文类》、《中州名贤文表》等收录的姚燧文章等。如果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去同存异，再用《四部丛刊》本进行补充，应该比现在仅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更为理想些。反之，如果坚持要用《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的话，也应该在被窜改的人名、地名下，核对未窜改的相应文献，加以注释。虽然这样做显得有些罗嗦，但却方便了读者，提高了使用效率。
其它版本选用不当的还有一些，像《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用的是清光绪三四年刻本，没有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刻本（第二册世祖文）；《历代名臣奏议》用的是《四库全书》本，没有用明刻本（第二册李冶文）等等，此不赘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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