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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讀史網 章太炎對王夫之的研究主要側重於『歷史民族』思想。『嚴夷夏之防』，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清初特殊的歷史環境，使這一思想在王夫之的觀念意識中更為根深蒂固。王夫之的【黃書】、【讀通鑑論】等代表作，都深深刻上了傳統『夷夏』觀的印痕。章太炎對王夫之的『種族之義』最為推崇，曾稱讚說：『季明之遺老，惟王而農為最清。』[36]他在論述中夏歷史民族形成時則稱引道：『善夫，王夫之曰：「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不其然乎！』[37]因緣際會，相似的歷史條件，近似的思想狀況，革命排滿的政治需要，使章太炎把王夫之捧上了『民族主義之師』的位置；王氏著述中『尊漢族而拒羯夷』的思想主旨，被章氏拿來作為宣傳革命思想的理論武器[38]。
三、吳派與皖派
乾嘉時期，清代學風大變，由清初的經世致用思潮，轉向考經研史的實證學風，漢學成為正宗，一時聰明才智之士，咸趨此途。前有惠棟標漢學大幟於吳，後有戴震集大成於皖。吳派、皖派遂由二氏籍貫得名。然而考『吳派』、『皖派』名稱之由來，卻不始於乾嘉，而始於近代。其發明權恰恰屬於章太炎。
章太炎20世紀初所撰【清儒】中論道：漢學『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39]。這是『吳派』、『皖派』說的濫觴。此後章氏多次把吳、皖之學作對照論述。1934年他在北平師大的講演中又提出：乾嘉漢學南方有兩派，『一在蘇州，成漢學家；一在徽州，則由宋學而兼漢學。在蘇州者為惠周惕、惠士奇、惠棟。……在徽州者為江永，……又有戴震』[40]。前後說法雖有不同，但卻都是以吳、皖地域冠名的。
吳、皖既然以學派相稱，自有相對獨立的學術風格、治學宗旨、學術群體。對此，章太炎歸納如下：『吳派之起，蓋以宋學既不足尚，而力攻宋學，如毛奇齡等，其謬戾反甚焉。故純取漢學不敢出入，所以廓清蕪障也。』[41]漢學是對宋學的反動，這不僅說中了漢學興起的原因，而且道出了吳派唯漢是從的緣由。論及學術風格，吳派以惠棟立幟最明，其為學『好博』、『尊聞』、『溫故』，『故其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42]，吳派特徵是『陳義爾雅，淵乎古訓』[43]，『篤信好古』[44]。吳派以惠棟為中心，傳授有序，『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尚洽通，雜治經史文辭』[45]。棟之父土奇【禮記】已近漢學，至棟則純為漢學，凡屬漢人語盡采之，非漢人語則盡不採[46]，所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左傳補註】，識斷精眇，不惑諛聞。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為【尚書集注音疏】，蕭客為【古經解鈎沉】，『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王鳴盛亦被其風，作【尚書後案】，『亦守古，主鄭玄之說，一字不敢出入』。此外，他對錢大昕的學派歸屬，有不同於常人之見。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錢大昕劃入吳派，後人多宗此說，章氏則以為：錢大昕雖『與惠棟亦有關係，然非師弟』，錢氏考經證史均甚精核，音韻發明雙聲，不泥古，多自得，與惠棟不同，不應列入吳派[47]。
章太炎與皖派淵源更深，故知之更切。論皖學師承，自然以戴震為中心。『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48]江永『由朱熹之學入門，有【近思錄集注】，本非漢學，惟講【周禮】甚好，且較惠氏尚過之，故世亦稱之為漢，然江氏本人則不自認為漢學也。』[49]江氏之學由性理以通訓詁』，尊崇程朱，戴震反其師之道而行之，『由訓詁以究性理』[50]，把清代漢學推向峰巔。章氏出身漢學而不諱言宋學淵源，此亦可見他言出徵實。震『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一、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紹、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為【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為【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為【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例，使人無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為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章氏考鏡皖學源流如數家珍，條理畢貫。
章氏揭櫫乾嘉學派的『吳』、『皖』分野後，梁啓超大張其說，在【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反覆申述，自此，『吳學』、『皖學』分稱，幾乎已成定論，其影響甚至延續至今。
四、『釋戴』
討論章太炎對清代學術史的貢獻，不可不提及他的戴震研究。戴震不僅在考據學方面成就卓越，而且思想縝密深邃，獨樹一幟。在清中葉，戴氏主要以樸學名家，以考據名世，義理之學僅為章學誠、焦循等少數人注意（註：章學誠自稱『真知戴震』第一人，此言不虛，可參考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章學誠【文史通義】稱：『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學絕詣在此。及戴着【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見【文史通義校注】，27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晚清學者黃式三雖著有【申戴】三篇，但限於哲學水平，未能深入，對戴震的義理之學僅停留在泛泛淺談的水平上。近代以還，時代氤氳使戴學大為昌盛，梁啓超、胡適之等先生皆力為表彰，然而，究其起始，全面評價戴震特別是戴震義理之學者則首推清末章太炎。章太炎不僅其本人的儒學思想深受戴震濡染，而且其論述戴氏的文字也不在少數，代表作品有【清儒】、【釋戴】、【悲先戴】、【思鄉原】等。舉其論點犖犖大者，主要有以下幾條。
其一，戴震學說形成的原因。章太炎論清儒特別推重戴震，『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51]。從理論的系統性、當時的影響及後世的評價看，自以戴學為長，他在給吳承仕的信中所說：『學問之事，終以貴鄉先正東原先生為圭臬耳』[52]。由尊慕而探其源始，章太炎不僅拿種族革命的觀點來說明戴震考據之學產生的原因，認為考據之學是清朝文字獄淫威下學者逃避現實而為『朝隱』、『學隱』的產物，而且把戴氏義理之學的形成亦歸因於此，『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為作也』[53]。不過，前者是一種消極避讓，後者是一種積極的抗爭。
戴震的【原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等哲理著作，雖然前有王夫之、黃宗羲、顏元、李gōng＠⑤等人的思想學說作為借鑑，但在封建統治如鐵桶江山、思想鉗制不見天日的乾嘉年間，自有其獨特的思想品格和現實意義。論者評騭戴震的義理之學，每以戴氏『欲談性道以立異於程朱』為其著述的起因[54]，實則有欠深刻。章太炎視野開闊，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作了分析：戴氏『生當雍正、乾隆之交，見其詔令謫人，輒介程朱緒言以玩法，民將無所措手足，故為【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斥理欲異實之謬。……其所訶固在此不在彼也。』[55]章氏發其隱伏，可備一說。
其二，評戴氏理欲關係論。『理欲之辨』是宋明理學的一大論題。理學家堅持『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的觀點，認為『理』『欲』水火不容（註：如朱熹云：『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慾夾雜者。』見【朱子語類】卷十三。），目的是為『存天理，去人慾』的道德說教製造理論根據。戴震則主理欲一元論，以為欲乃人生所本有，理欲統一，天理即在人慾之中――『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56]；『欲也者，性之事者也』[57]；『欲，其物；理，其則也』，『理者，存乎欲者也』[58]；『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慾求之，使之無疵之為理；今之言理也，離人情慾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此理欲之辨，適足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期侮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59]戴震的理欲關係論，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色彩，含有一定的唯物精神，是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認人慾合理性基礎上的，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以往論者，於宋儒、戴氏之見，往往入主出奴，厚此薄彼。章太炎雖贊同戴震哲學的批判精神，但卻能不為所囿。他指出：程朱、東原所言理欲，其範疇大小，本不相侔，內涵外延，亦非盡同。宋儒之『欲』，乃人心私己本能之物慾；戴氏之『欲』，乃人生正當然之情慾。宋儒之『理』，存於主觀吾心之內，用以自省自察，出而應物，本於良知良能者也；戴氏之『理』，存在於客觀之事事物物，用以分析考察，究其精微，本於得當無憾者也。總之，兩家之說，分域不同，一以『飭己』、『勸行』，一以『長民』、『隸政』，戴東原氏『言欲不可絕，欲當即為理者，斯固隸政之言，非飭身之典矣。辭有枝葉，乃往往軼出域外，以詆洛、閩。……洛、閩所言，本以飭身。不以隸政，震所訶又非也』[60]。章太炎認為，『其排斥宋儒以理為如有一物者，得之；乃自謂理在事物，則失之甚遠也。』[61]章太炎雖看出了宋儒與戴震學說的根本不同，卻又陷入簡單化之中，沒有充分認識到宋儒理欲關係論的實質。
其三，戴震與孟、荀人性論的關係。探究儒家的人性論，不能不推本孟、荀。荀子講性惡，為宋以後儒家所摒棄。孟子道性善，宏論博辯，成為宋以後儒家人性論的正統。戴震義理之學主旨在於辨理欲，而理欲之辨的理論基礎是人性論。因此，戴震論述理欲關係，上溯人性論，不可不追及孟、荀。戴氏所著義理三書無不『資名於【孟子】』――【孟子字義疏證】為闡述【孟子】義理而作，【原善】論性命之理，【緒言】論人禽之辨。戴震義理之學源於【孟子】，學界少有異議。章太炎對此則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戴氏義理之學與荀子淵源更深。
荀子主張『人之性惡』，認為人性之欲，為先天本真而不能無者，唯有隆禮定義、化性起偽、導之於正，乃可臻於至善。【荀子.正名】篇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人雖能以理卻欲，『欲不可盡』，理欲皆存於人心之中，理欲一元。因此，人性雖惡，但仍可以化性起偽，去惡向善，也就是說，人心之中，仍有可善之理存在。孟子『道性善』，認為生民之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固有『仁義禮智』四端，只要能『擴而充之』，則『人皆可以為堯舜』，成聖王。但由於後天蔽於物慾，『陷溺其心』，為惡所濡染，因此必須去惡。去惡之法，莫要於擴充四端，以心宰物，以理制欲，也就是說天理與物慾對立，理欲二元。結合前面所述戴震的理欲關係論可知，無論是就理欲一元論而言，還是從理、欲本體上講，戴震理欲論與荀子更為接近，二者都含有唯物主義色彩。正是由此，章太炎得出結論說：戴震『以欲當為理者，莫察於孫卿』，『極震所議，於孫卿若合符』[62]。這一點，雖在乾嘉之際程瑤田已經指出，但畢竟沒有章氏論述詳實、影響深遠。
其四，戴震與漢學、宋學的關係。章太炎在早期所撰【清儒】一文中，對戴震在漢學學術史上的地位評價很高。文中說：自戴震出，局面為之一變，『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為弟子。……震為【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薄程朱』[63]。在戴震之前，雖然已有吳派和宋學分庭抗禮，但無力排擠宋學。只有等到戴震出，才易轉漢、宋乾坤，漢學取代宋學，走上鼎盛。民國以後，章太炎的學術思想走向漢宋調和，戴震一度被他看作是漢宋兼采的代表――江（永）、戴（震）師生學兼漢宋[64]，徽州之學『由宋學而兼漢學』[65]，甚至被歸入宋學家陣營，『戴震，則實為宋學家，非漢學家也』[66]。皖派也不再是漢學的典型。
為了調和漢宋之學，在【＠⑥漢微言】中，章太炎竭其所能把戴震打扮成朱熹的傳人。一是稱戴震『斥理欲異實之謬』遠本於老、荀，『近本羅氏』，『羅整庵始言天理即在人慾之中，氣質之性即義理之性』。羅氏即羅欽順，號整庵，因承朱學而力攻王陽明，被視為朱學犄角。章太炎以之作為溝通朱、戴的中介。實際上，羅氏主理氣一元論，與朱熹的理氣二元論並不相同。二是說戴震『補正毛鄭詩，頗采朱子集傳，其文中或尊稱為朱子，明其推重朱氏』。綜此二者，章太炎得出結論說：『東原之術似不與朱氏相入，而觀其會通，則為朱學之幹蠱者，厥維東原。』[67]『戴氏不過形似漢學，實際尚含朱子的臭味。』[68]章太炎僅據戴震曾引用過朱熹的話，就稱二人有所『會通』，實是誇大之辭。章太炎晚年主張漢宋調和，有意拔高理學，貶低漢學，因此，他對戴震的評價相對降低。
綜上所述，章太炎爬梳整理清代漢學史、評點清儒得失，時有新義，但在個別問題上由於過分拘執於滿漢民族矛盾，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研究的客觀性。（作者：張昭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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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章太炎.＠⑥漢昌言[C].13.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九右言
＠②原字上十加冖中田下足去口
＠③原字左黑右宛
＠④原字左忄右曷
＠⑤原字左土右恭
＠⑥原字上艹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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