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及其史學思想(1)

  來源: 中國讀史網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學史乃至文學史、政治啟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啓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見【東方雜誌】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參見【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2―43頁。)一文中推許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是他『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竊不自揆，僅從史學史角度，對夏氏其人及史學思想作些分析與探討，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一、關於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戊戌變法為界，劃分為前後兩個明顯不同的政治活動時期。
　　戊戌變法前，夏曾佑是一位積極進取、充滿熱情、力求有所作為的先進人物。他早年就接觸過【談天】、【光論】、【聲論】、【萬國通鑑】等西方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個別啟蒙性譯著，受其算學家的父親以及杭州傳教士影響甚深。從1894年到戊戌變法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為活躍、政治上最為進步、表現最為突出的時期。梁啓超的記述，即集中在這一時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間，夏氏身處全國政治中心京津地區，與梁啓超、譚嗣同、麥孟華諸人過從甚密，討論學問，崇尚西學，批判舊學，思想亢奮，極盡狂猖之氣，頗得風氣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學家之眼光、今文經學之立場（但他不承認自己是公羊家），與梁、譚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參見任訪秋【晚清的『排荀』『批孔』與五四思想革命】，【信陽師院學報】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學纂要】，正中書局1944年版，第102―103頁。)，意在通過對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個中國學術史系統，打倒漢學，借古申今，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論基礎與依據，規劃歷史的未來走向。此時，他可稱是一位學問家兼政治思想家。從他致■恕的信(見【復旦學報】1980年第1期。)來看，『排荀』思想的學術着眼點，在認定『有儒教以來，素王之道淆於蘭陵，蘭陵之道淆於新師，新師之道淆於偽學』。這個『學術見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為『兩考』是一樣的。儘管他與康有為的學術從入之途相異（『鄙人歸獄蘭陵，長素歸獄新師』），但政治指向『實則無不同也』。當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為那種高矚周覽、磅R盛大的理論魄力，更不具備康氏那種執著頑強的實踐運作熱情與能力；他當時總的思想狀況與水平，誠如梁啓超所說，只是『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在『主觀的冥想』中，蘊含着一種『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並且他也甘於僅僅做『思想家』，至於具體實踐操作，自認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學下達』的，他可不願去冒風險。但無論怎樣說，他在思想領域的作為，是值得稱道的。他此時的精神狀態，仿佛正如林紓譯書的前期，充滿熱情、專注、認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師或理論導師，至少具有一股試圖變革時代觀念的進取性。我們看他給汪康年的信，什麼『為國家效命，知天之哲盡人之愚』(【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317頁。)之類豪語，時而可見。只要他照這個路數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貢獻的。可惜，他『艱苦的理論探索工作』在戊戌後基本上凋萎了。
　　因為局限在思想範圍內做『艱苦的理論探索』，所以他把觀念的變革看得特別重要。有學者說他是民智決定論者，確有道理。比如他閱讀【西史攬要】一類譯著後，認定若利用西學作為『開風氣之資，雖學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實事求是之學，有異空言，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319頁。)。就把思想啟蒙放到了學術活動與政治變動的核心地位，壓倒一切，指導一切，不惜積沙築塔、跬步致遠，以『慢慢來』的設想與手段去爭取『快快到』的實際政治效果，確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則不達』的深意。這一『老謀深算』，與張元濟、嚴復操術全同。但是，他同時忘掉了『時不我待』那句老話；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據『歷史的諷刺』走向思想反面，從而不去顧及現實的飛速變動。可以說，夏曾佑日後政治上的保守落後，正由於思想之『深刻』。這樣，就形成一個貌似機■（在現實）實則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無礙思想的圓熟深刻，思想的圓熟深刻反而導致政治的保守落後；二者交互為用，各相統攝，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現內在的膠漆相愛、笙磬和諧。這一『知行怪圈』是整個近代中國思想家們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現象，也是我們理解夏氏平生作為的主體線索。它帶給我們的啟發與思考是深長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館』任教師，與嚴復、王修植等創辦進步報紙【國聞報】，並先與嚴復共同編輯【國聞匯編】(見【嚴復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1版第356頁。)。該報曾被指責為專門宣傳康教的康梁同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781、787頁。)，從側面反映出夏此時思想的進步性。嚴譯【天演論】、【原富】諸書，皆與夏氏反覆商討(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418頁。)，無形中為夏氏公羊三世思想提供了進化論基礎。他又精於佛典，與沈曾植、張爾田等人談佛，朝夕不倦，故自號碎佛。而他談佛同樣具有政治目的，其與楊文會書謂：『近來國家之禍，實由全國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圖治也。』(轉引自蔡元培【50年來中國之哲學】，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哲學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終並未遁入佛門，而是歸入儒教。佛學或宗教，只是他規劃政治藍圖的工具，一俟目的達到或破產，即不免登岸舍筏，所以他最終未成為佛學家。
　　正因為夏氏這期間的出色表現，所以頗得相知相識者稱賞。蔡元培說他『學識通博過於章枚叔』(轉引自吳稚暉【40年前之小故事】。)；吳士鑒說他學問『超遠，足以開未有之途徑』；汪大燮也承認他『落落才高，亦能為第一流事業者之選也』，是『太聰明高視闊步之人』(均見【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75、626、781、1344頁。)等等。凡此諸類，均由於看透了夏氏學術的『致用』目的所致。
　　但是，戊戌變法流血失敗，使夏氏『知行怪圈』中隱然存在的固有陷阱暴露出來。從此，他總體傾向上成為一位政治方面不斷退步的落伍者，日益與社會脫節。本來，他與好朋友梁啓超性格就存在很大差異。他『厭世的色彩很深』，梁則『凡事都有興味』。他僅是一位思想家，梁則既是思想家又是實踐家。因此，戊戌期間，他不但未捲入任何政黨鬥爭，未受任何牽連，而且在梁啓超出逃日本後，當上了安徽祁門知縣。從此兩人『各走各路，學風便不同了』。雖然他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停止思考與探索，卻不復有往日積極向上的熱誠與狂態，開始安於當小官混日子。對康梁，也開始了痛罵，認為：『新黨之病，往往囂張而餒怯』，是謬種，他要以『平實壯往』矯之。對譚嗣同，雖作詩弔唁，骨子裏實很不以為然，認為『變法須流血一語，與中國形勢亦毫不切』，因為中國的現實早就由老祖宗規劃好了。對於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更是攻擊不遺餘力。而祁門的貧窮、風俗的落後、官吏的腐敗，尤使他枯冷的心雪上加霜，陷入無奈的頹喪之中，深感『滅種已定，萬不可救』，『益信民權平等之萬不能行於支那』(均見【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374、1390―1391、1345、1356頁。)。可以說，戊戌後，夏曾佑陷入了矛盾、廂濉⒖嗝啤⑾沉的灰色中，漸漸成為社會的『厭物』，與嚴復相比，確有某種相似之處。
　　1905年，夏曾佑被選中隨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次年6月回國後，發表一篇【刊印憲政初綱緣起】(見柴德賡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竟然公開為清政府的假立憲張目。辛亥後，應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凡四年。其間與魯迅雖有比較密切交往，但魯迅後來認定他『陰鷙可畏』、『不厭其欲』、『不能志同道合』，便斷絕了往來(見彭定安、馬蹄疾【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魯迅和夏穗卿】，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馬相伯則從天主教的角度斷言他是『說近妖者』(方豪編【馬相伯先生文集】，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76種，第4122頁。)。1913年8月15日，他同孔教會代表陳煥章、梁啓超等人一起上書參眾兩院，請於憲法中明文規定孔教為國教，被憲法起草委員會多數否決(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77頁。蔡元培曾說夏曾佑受嚴復影響，由保教而為)。其後便更加保守落後，以詩酒自娛，過着一種絕類離倫的生活，直到死去。
　　綜上所述，夏曾佑一生確乎有過一段光輝歷史，卻沒有隨時代前進，最終成為時代落伍者。後人評價他時，多局限於梁啓超的記述，但忽略了梁氏記述的三個局限。其一，梁氏記述是在夏死後六日內完成的，帶有悼念文章的感情色彩；其二，梁氏記述集中在1894至1898年間，恰好是夏氏的光輝期，並不是對夏氏一生的全面評述；其三，梁氏本來就喜歡給人戴高帽子，此時名滿天下，更是樂得如此。因此，我們在評價夏曾佑以至全部中國學術史時，應突破梁啓超的影響，予以全面的重新審視。
　　
    二、夏曾佑的學術貢獻及其評價
　　
    夏曾佑的學術貢獻，主要有兩大方面。
　　第一，關於夏曾佑的學術論文。
　　據王螄壬考證發表在【國聞報】的【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與【論八股存亡之關係】兩文，均出夏氏之手。後者抨擊古文經學，容後詳論；前者洋洋萬餘言，被阿英【晚清小說史】譽為『闡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字』。實則也是近代以來闡明通俗史學社會價值的第一篇理論文字，連同1903年第8期【繡像小說】揭載的【小說原理】一起，是夏氏平生學術論作中最值得推崇的優秀作品，其理論價值遠在【中國古代史】之上。但是，史學界對這兩篇絕妙好文向來沒給予起碼的關注。相形之下，夏的純史學論文卻凝重板澀，創穫無多。例如，1903年【新民叢報】連載【中國社會之原】，試圖從政治、宗教、風俗三方面，探尋中國社會與歷史的最終奧妙所在，卻未得出任何有價值的結論。年末為嚴譯【社會通詮】作序，繼續申述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概括性見解，也沒有展開。1904年，又在【東方雜誌】創刊號發表【論中日分合之關係】，次年於2卷8期刊布【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強調歷史對現實的決定與制約作用，要求人們歷史地看待現實問題，既有合理因素，也包含不恰當成分。他兒子說他『有遺文二百餘篇，遺詩百餘首』。但今天所能見到的卻與其所言相左：有遺詩二百餘首，文則罕見。這是探討夏氏學術思想的最大困難所在。
　　第二，關於【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不消說，該書是夏曾佑的代表作，儘管只是一部並未最終完成的半成品。1902年，夏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編寫該書，恰逢他政治上的頹唐期。1904年，出版第一冊。1906年，出版第二、三冊。而這年又是他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為假立憲進行辯護的時候。從這年到他去世，間隔18年，他完全有時間與精力寫完該書，但並未續寫。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而這一奇特現象，差不多是全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很值得深究。這裏，僅圍繞該書提四點看法。
　　（一）該書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大的方面，它是當時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產物；小的方面，它是在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新學術空氣中出現的。這種學術空氣反映在史學上面，至少包括三個領域，構成夏著的三大學術背景。
　　1．教科書形式史書的廣泛湧現及流行。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統計，教科書最早出現於1876年，由傳教士倡導，其中即包括泰西歷史。但這些教科書的詳情，在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難考。廢除科舉後，正式教科書遂應時出現，其中包括自編應用者、私人編輯者、書商發行者、由日本教科書直譯者等形式。傳教士的倡導與科舉制之沒落，是教科書出現並流傳的兩個直接原因。自清政府學部公佈審查制度，除審查合格者外，又出現國家部編教科書。商務印書館成立前，以文明書局出版教科書最多，廣益書局等次之。1903年後，各學堂教科書則大多出於商務。夏著教科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有其歷史必然性。
　　2．1902年以前，新式歷史著作的廣泛翻譯和出版。夏氏編書前，已有不少新式外國史書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其中以日本傳入者最多。據悉僅1901至1903年，中國人翻譯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類書籍即達120餘種(參見胡逢祥【20世紀初日本近代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學術月刊】1984年第9期。)。這種情形實可追溯到清代同文館師生輯譯的【各國史略】等史書(見【中國出版史料補編】第13頁。)。在1903年前後出版的報刊中，常能看到大量書籍廣告，其中歷史類圖書所佔比重很大。這些譯史書一般都採用章節體新體裁，對夏著影響甚大。例如夏書第一冊第20節【六國對秦之政策】就參考了日人鳥居龍藏的著作，第三冊第39節【兩晉疆域沿革】則『從日本重野安繹【支那疆域沿革圖】錄出』。因此有學者指出夏書『在形式或體裁方面，實受日本東洋史編著者的影響』(【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534―535頁。)，確乎一針見血。而且，這期間中國學者（如王舟瑤、陳介石、屠寄、劉師培）也開始摸索編撰自己的新式史書，當夏著出齊三冊時，柳詒徵增輯的【歷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為暫定中學教科書。因此筆者認為在強調夏著的創始性時，不能忽略其繼承性。夏著是中國學者受日本史學影響探索編撰自己的中國通史時的產物。
　　3．902年至1906年史學領域理論研究湧現的新思潮和新動向。在中國近代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發展過程中，1902年值得特別關注。這年湧現一批史學理論性文章，冒出一批啟蒙性見解，呈現某種繁盛景象。爾後幾年裏，一直保持這種勢頭。前此，則未多見。梁啓超自不必說，陳介石(參見李洪岩【論陳介石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4期。)、馬敘倫、鄧實、汪榮寶等人都有現代意義上的史學理論文字刊布。新舊雜糅，朦朧開化，趨向上卻無一不在力圖建設『新史學』。筆者認為在探討夏著的地位與意義時，同樣不能忽略這種背景，不然就很難看清夏氏學術品格及思想的恰當位置。
　　（二）夏著教科書的影響主要是在他去世後取得的，直接原因則有二，一是梁啓超的鼓吹，二是由於當時有分量的、實用的、中國人編著的通史類史書的缺乏。這種缺乏情形，可從章太炎、柳詒徵等人的感嘆中得到印證(見【章太炎的白話文・常識與教育】，泰東書局1921年版；【柳治徽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頁。)。因此，儘管不少學者都認為夏著存在各種不足，只是二三流著作，卻也承認它的無從替代。所以，1933年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該書，並更名為【中國古代史】，且由中學教科書升格為『大學叢書』中一種。1955年，三聯書店據商務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爾後便再未重印過。兒十年來，包括魯迅在內，學者們對該書給予很高評價。當代有些學者推崇該書某些見解是『戰國封建論說的初次猜測』，是『劃分古代與近代歷史的首次嘗試』，『接觸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會的轉變問題』(袁英光：【夏曾佑與中國古代史研究】，【上海師大學報】1979年第2期；朱維錚；【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復旦學報】1980年第1期。)等等，這種評價可能過高。
　　（三）關於夏著教科書採用章節體體裁問題。夏是否具有章節體的完整觀念，大可懷疑。應當說，他具有的主要還是紀事本末體觀念。教科書第三冊第十節【前趙後趙之始末】中說：『五胡之事，至為複雜，故紀述最難。分國而言，則彼此不貫；編年為紀，則凌雜無緒。皆不適於講堂之用。今略用紀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綜核……』這不明說他用的是『紀事本末之例』嗎？無獨有偶，該書出版時的【東方雜誌】廣告也誇讚『其體裁則兼用編年、紀事二體』(【東方雜誌】3卷7期，1905年7月。這條材料是俞旦初先生發現的。)。以夏氏與該刊的淵源關係，這廣告詞即使不出自他本人之手，當亦由他經眼過目。所以，說夏心目中的章節體就是紀事本末，自不是無端猜測。當然，不管他有無章節體的完整觀念，都無害他實際採用此體的事實。夏氏見過章節體，前已明言。但筆者感興趣的是觀念形態，不是具體實踐。實則，把章節體看作紀事本末，會使章節體流行更方便、更快捷，因而當時不少學者都這樣看，清政府學部也予以承認。1903年京師大學堂刊行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所列史學門書籍已全是新式章節體，對史書體裁的不同主張也出現不少(例如章太炎、黃節主張紀傳體，劉師培、許之衡主張章節體，謝無量主張文明史體，吳玉章到1949年還是主張編年體。等等。)。應當指出，採用或主張什麼體，純粹是個學術問題，也不能依據體裁來判定先進或落後。因此，對體裁即形式問題在近代史學史上的意義不能估價過高。
　　採用章節體，直接目的是滿足『講堂之用』，間接目的是滿足社會需要，即他在該書【敘】中所說：『是必有一書焉，文簡於古人而理富於往籍，其足以供社會之需乎。今茲此編，即本是指。』由於該書只完成五分之三，自給目的完全實現打了折扣，但大體上還是達到了目的。不過，他對章節的劃分仍很粗疏，節與節之間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節的下面再劃分出條目。
　　（四）在材料取材上，該書以二十四史為底本，纂輯其他古籍而成。凡參用參考書，一律註明出處，便於講堂學生尋找治史途轍。但在資料消化剪裁方面，卻殆同書抄，不如人意，沒有轉化為自家語言，前後文風不統一，受到一些學者批評。例如周容指出：『這部書的內容完全是纂錄二十四史加以編制而成』(【史學通論】，開明書店1933年11月初版，第90―91頁。)。蔡尚思認為該書『實多節錄原文……使一部分不讀古書的學生誤認為自鑄偉詞』(【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這種批評不無見地。對材料不能融化，還導致詞氣不暢，語言艱深、生澀。
　　為使敘述清晰簡潔，夏特別重視圖畫和表格的作用。書中雖然並未收地理沿革圖等輔助性圖解，在理論上卻意識到其重要性，說：『古地在今何處，已注於逐句之下。別附以沿革圖，以期明白。惟各圖限於篇幅，不能甚詳。往往有郡無縣。惟以今圖證之，即可了了。』『歷史必資圖畫，然中國古圖畫不傳。後人所補作者，甲造乙難，迄無定論，是編一概不錄』。關於『表』，他說：『列史年表，與人著述，有與史事關係極切而其物又無可刪節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全篇收入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頗傷冗縟，甚而蛇足，誠如錢穆所說：此三表『均多謬處』，夏氏對之全無校正，『直鈔三表，聊充篇幅，最為無味』(公沙：【評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大公報・圖書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第23期，1934年4月21日。華東師大史學所陳勇博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