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及其史学思想(1)

  来源: 中国读史网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见《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3页。)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戊戌变法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戊戌变法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R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馆”任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进步报纸《国闻报》，并先与严复共同编辑《国闻汇编》(见《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56页。)。该报曾被指责为专门宣传康教的康梁同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1、787页。)，从侧面反映出夏此时思想的进步性。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皆与夏氏反复商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8页。)，无形中为夏氏公羊三世思想提供了进化论基础。他又精于佛典，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朝夕不倦，故自号碎佛。而他谈佛同样具有政治目的，其与杨文会书谓：“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转引自蔡元培《50年来中国之哲学》，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终并未遁入佛门，而是归入儒教。佛学或宗教，只是他规划政治蓝图的工具，一俟目的达到或破产，即不免登岸舍筏，所以他最终未成为佛学家。
　　正因为夏氏这期间的出色表现，所以颇得相知相识者称赏。蔡元培说他“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转引自吴稚晖《40年前之小故事》。)；吴士鉴说他学问“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汪大燮也承认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者之选也”，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5、626、781、1344页。)等等。凡此诸类，均由于看透了夏氏学术的“致用”目的所致。
　　但是，戊戌变法流血失败，使夏氏“知行怪圈”中隐然存在的固有陷阱暴露出来。从此，他总体倾向上成为一位政治方面不断退步的落伍者，日益与社会脱节。本来，他与好朋友梁启超性格就存在很大差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梁则“凡事都有兴味”。他仅是一位思想家，梁则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因此，戊戌期间，他不但未卷入任何政党斗争，未受任何牵连，而且在梁启超出逃日本后，当上了安徽祁门知县。从此两人“各走各路，学风便不同了”。虽然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停止思考与探索，却不复有往日积极向上的热诚与狂态，开始安于当小官混日子。对康梁，也开始了痛骂，认为：“新党之病，往往嚣张而馁怯”，是谬种，他要以“平实壮往”矫之。对谭嗣同，虽作诗吊唁，骨子里实很不以为然，认为“变法须流血一语，与中国形势亦毫不切”，因为中国的现实早就由老祖宗规划好了。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攻击不遗余力。而祁门的贫穷、风俗的落后、官吏的腐败，尤使他枯冷的心雪上加霜，陷入无奈的颓丧之中，深感“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益信民权平等之万不能行于支那”(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74、1390―1391、1345、1356页。)。可以说，戊戌后，夏曾佑陷入了矛盾、厢濉⒖嗝啤⑾沉的灰色中，渐渐成为社会的“厌物”，与严复相比，确有某种相似之处。
　　1905年，夏曾佑被选中随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次年6月回国后，发表一篇《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见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竟然公开为清政府的假立宪张目。辛亥后，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其间与鲁迅虽有比较密切交往，但鲁迅后来认定他“阴鸷可畏”、“不厌其欲”、“不能志同道合”，便断绝了往来(见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和夏穗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马相伯则从天主教的角度断言他是“说近妖者”(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6种，第4122页。)。1913年8月15日，他同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人一起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7页。蔡元培曾说夏曾佑受严复影响，由保教而为)。其后便更加保守落后，以诗酒自娱，过着一种绝类离伦的生活，直到死去。
　　综上所述，夏曾佑一生确乎有过一段光辉历史，却没有随时代前进，最终成为时代落伍者。后人评价他时，多局限于梁启超的记述，但忽略了梁氏记述的三个局限。其一，梁氏记述是在夏死后六日内完成的，带有悼念文章的感情色彩；其二，梁氏记述集中在1894至1898年间，恰好是夏氏的光辉期，并不是对夏氏一生的全面评述；其三，梁氏本来就喜欢给人戴高帽子，此时名满天下，更是乐得如此。因此，我们在评价夏曾佑以至全部中国学术史时，应突破梁启超的影响，予以全面的重新审视。
　　
    二、夏曾佑的学术贡献及其评价
　　
    夏曾佑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关于夏曾佑的学术论文。
　　据王蛳壬考证发表在《国闻报》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与《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两文，均出夏氏之手。后者抨击古文经学，容后详论；前者洋洋万余言，被阿英《晚清小说史》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实则也是近代以来阐明通俗史学社会价值的第一篇理论文字，连同1903年第8期《绣像小说》揭载的《小说原理》一起，是夏氏平生学术论作中最值得推崇的优秀作品，其理论价值远在《中国古代史》之上。但是，史学界对这两篇绝妙好文向来没给予起码的关注。相形之下，夏的纯史学论文却凝重板涩，创获无多。例如，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中国社会之原》，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所在，却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年末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继续申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见解，也没有展开。1904年，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发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次年于2卷8期刊布《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要求人们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既有合理因素，也包含不恰当成分。他儿子说他“有遗文二百余篇，遗诗百余首”。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却与其所言相左：有遗诗二百余首，文则罕见。这是探讨夏氏学术思想的最大困难所在。
　　第二，关于《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不消说，该书是夏曾佑的代表作，尽管只是一部并未最终完成的半成品。1902年，夏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该书，恰逢他政治上的颓唐期。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6年，出版第二、三册。而这年又是他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假立宪进行辩护的时候。从这年到他去世，间隔18年，他完全有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但并未续写。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而这一奇特现象，差不多是全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究。这里，仅围绕该书提四点看法。
　　（一）该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的方面，它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小的方面，它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学术空气中出现的。这种学术空气反映在史学上面，至少包括三个领域，构成夏著的三大学术背景。
　　1．教科书形式史书的广泛涌现及流行。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即包括泰西历史。但这些教科书的详情，在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难考。废除科举后，正式教科书遂应时出现，其中包括自编应用者、私人编辑者、书商发行者、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者等形式。传教士的倡导与科举制之没落，是教科书出现并流传的两个直接原因。自清政府学部公布审查制度，除审查合格者外，又出现国家部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前，以文明书局出版教科书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1903年后，各学堂教科书则大多出于商务。夏著教科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2．1902年以前，新式历史著作的广泛翻译和出版。夏氏编书前，已有不少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日本传入者最多。据悉仅1901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参见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这种情形实可追溯到清代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各国史略》等史书(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13页。)。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报刊中，常能看到大量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图书所占比重很大。这些译史书一般都采用章节体新体裁，对夏著影响甚大。例如夏书第一册第20节《六国对秦之政策》就参考了日人鸟居龙藏的著作，第三册第39节《两晋疆域沿革》则“从日本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录出”。因此有学者指出夏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34―535页。)，确乎一针见血。而且，这期间中国学者（如王舟瑶、陈介石、屠寄、刘师培）也开始摸索编撰自己的新式史书，当夏著出齐三册时，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强调夏著的创始性时，不能忽略其继承性。夏著是中国学者受日本史学影响探索编撰自己的中国通史时的产物。
　　3．902年至1906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涌现的新思潮和新动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1902年值得特别关注。这年涌现一批史学理论性文章，冒出一批启蒙性见解，呈现某种繁盛景象。尔后几年里，一直保持这种势头。前此，则未多见。梁启超自不必说，陈介石(参见李洪岩《论陈介石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马叙伦、邓实、汪荣宝等人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文字刊布。新旧杂糅，朦胧开化，趋向上却无一不在力图建设“新史学”。笔者认为在探讨夏著的地位与意义时，同样不能忽略这种背景，不然就很难看清夏氏学术品格及思想的恰当位置。
　　（二）夏著教科书的影响主要是在他去世后取得的，直接原因则有二，一是梁启超的鼓吹，二是由于当时有份量的、实用的、中国人编著的通史类史书的缺乏。这种缺乏情形，可从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感叹中得到印证(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常识与教育》，泰东书局1921年版；《柳治徽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因此，尽管不少学者都认为夏著存在各种不足，只是二三流著作，却也承认它的无从替代。所以，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且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中一种。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尔后便再未重印过。儿十年来，包括鲁迅在内，学者们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当代有些学者推崇该书某些见解是“战国封建论说的初次猜测”，是“划分古代与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接触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袁英光：《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等等，这种评价可能过高。
　　（三）关于夏著教科书采用章节体体裁问题。夏是否具有章节体的完整观念，大可怀疑。应当说，他具有的主要还是纪事本末体观念。教科书第三册第十节《前赵后赵之始末》中说：“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这不明说他用的是“纪事本末之例”吗？无独有偶，该书出版时的《东方杂志》广告也夸赞“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东方杂志》3卷7期，1905年7月。这条材料是俞旦初先生发现的。)。以夏氏与该刊的渊源关系，这广告词即使不出自他本人之手，当亦由他经眼过目。所以，说夏心目中的章节体就是纪事本末，自不是无端猜测。当然，不管他有无章节体的完整观念，都无害他实际采用此体的事实。夏氏见过章节体，前已明言。但笔者感兴趣的是观念形态，不是具体实践。实则，把章节体看作纪事本末，会使章节体流行更方便、更快捷，因而当时不少学者都这样看，清政府学部也予以承认。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所列史学门书籍已全是新式章节体，对史书体裁的不同主张也出现不少(例如章太炎、黄节主张纪传体，刘师培、许之衡主张章节体，谢无量主张文明史体，吴玉章到1949年还是主张编年体。等等。)。应当指出，采用或主张什么体，纯粹是个学术问题，也不能依据体裁来判定先进或落后。因此，对体裁即形式问题在近代史学史上的意义不能估价过高。
　　采用章节体，直接目的是满足“讲堂之用”，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即他在该书《叙》中所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由于该书只完成五分之三，自给目的完全实现打了折扣，但大体上还是达到了目的。不过，他对章节的划分仍很粗疏，节与节之间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节的下面再划分出条目。
　　（四）在材料取材上，该书以二十四史为底本，纂辑其他古籍而成。凡参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讲堂学生寻找治史途辙。但在资料消化剪裁方面，却殆同书抄，不如人意，没有转化为自家语言，前后文风不统一，受到一些学者批评。例如周容指出：“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11月初版，第90―91页。)。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这种批评不无见地。对材料不能融化，还导致词气不畅，语言艰深、生涩。
　　为使叙述清晰简洁，夏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书中虽然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在理论上却意识到其重要性，说：“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关于“表”，他说：“列史年表，与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无可删节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颇伤冗缛，甚而蛇足，诚如钱穆所说：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公沙：《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第23期，1934年4月21日。华东师大史学所陈勇博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