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華歷史網 清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上的最後一個階段，由於時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學派林立，錯綜複雜，跌宕起伏。關於對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從19世紀初開始，江藩、阮元、方東樹、龔自珍、戴望、康有爲、章太炎等，都從不同的立場、角度，對清學作過系統的或片斷的論述。20世紀初，章太炎的【書・清儒】，被認爲是近代學者系統討論清學的第一篇重要論文，具有開先河意義。而梁啓超的【近世之學術】、【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同樣被認爲對清學史研究具有篳路藍縷之功。作爲與他們同時代的學者劉師培，在研究清學史領域成績斐然，著有【近儒學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證學不同論】（1905/3-10）、【近儒學術統系論】（1907/5）、【清儒得失論】（1907/6）、【近代漢學變遷論】（1907/7）等多篇論著，可是論及清學史在近代的研究狀況時，人們很少提及劉氏，似不應該。
一、清學的淵源與流變
20世紀初，劉氏不管在政壇還是在學界，都是一位相當活躍的人物。當時政治形勢風雲變幻，滿清帝國欲傾將傾之際，革命浪潮波濤洶湧，而劉氏此時還是一位極爲激進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與學者雙重身份的劉氏論述清學，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排滿革命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主題，因此劉氏爲了排滿革命的需要，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討論清代學術思想，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徵。但是他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不僅僅從政治角度討論清學，而且還從學術本身的發展邏輯角度，論述清學的淵源與流變，提出了一些頗具見地的學術觀點，從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學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劉氏與章太炎交惡之前，他們倆不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還是學術上的知音。章太炎發表於1902年的【清儒】，顯然是劉氏從事清學史研究的起點。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學術觀點，但並沒有囿於章氏的學術陰影，而是勇於突破章氏的學術藩籬，開闢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對清代二百餘年的學術變遷作了簡要的總結。他認爲清乾嘉考證學的出現，源於清代統治者的反智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這種看法成了從外緣性因素討論清代漢學產生原因的經典論述。把漢學分爲吳、皖兩派，對兩派的治學風格也作了精闢扼要的概括，『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由於『經說尚樸質，而文辭貴衍』，於是有攻擊漢學的桐城派出現，有喜言『異議可怪之論』的常州今文學派出現，有調和漢宋以求名的陳澧出現[1]。章氏雖然對清學的發展演變作了宏觀考察，但是對作爲清學主潮的漢學，論述過於粗糙，尚未認識到漢學自身內在的演變邏輯，而劉氏對此卻有所觸及。
關於清學尤其漢學淵源於何處，歷來存在兩種觀點：一是承宋明理學而來，二是認爲源自對理學的反動。20世紀20、30年代，錢穆與梁啓超的兩本同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分別代表了這兩種觀點[2]。劉氏對清學來源之看法形式上與『繼承說』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與『反動說』又有所不同，他比較強調學術自身的演變。劉氏認爲『伯厚（王應麟）博極群書，掇拾叢殘，實爲清學之鼻祖』[3]。反對一概抹殺明代的學術成就，強調明代經學對清學的開啟之功，在【國學發微】中列舉10條明儒經學可取之處，如『梅驁作【尚書考異】，又作【尚書譜】，以辨正【古文尚書】，其持論具有根抵，則近儒閻、惠、江、王之說所由出也，而【古文尚書】之偽，自此大明。若陳第【尚書疏衍】則篤信古文，與梅立異，是猶西河、伯詩之互辯耳，此明代學術之可貴者一也；朱謀土韋作【詩故】，以小序首句爲主說【詩】，確宗漢詁，而馮應京作【六家詩名物考】，毛晉作【毛詩陸疏廣要】，咸引據淹博，乃近儒陳氏【毛詩稽古編】、包氏【毛詩禮征】之濫觴，此明代學術之可貴者二也；……楊慎、焦f皆深斥考亭之學，與近儒江藩、戴震之說略同，此明代學術之可貴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學多賴明儒植其基，若轉斥明學爲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劉氏雖然認爲清學繼承宋明學術而來，但是並非指宋明理學，而是發端於宋明正統學術之外的考證學，清學即是把當時處於邊緣的考證學發展成爲中心的主流學術。認識到明儒考證學對清學產生的影響，並不是劉氏的發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有類似的提法[5]。但是劉氏在該問題上的論述卻是最系統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國古代學術史的演變過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說，他並不是孤立地提出這種認識，而是整理歸納了10條證據反覆申說，是從學術內在演變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結論。
從學術內在理路出發，劉氏把清代二百餘年學術變遷劃分爲四個時期：一、懷疑派時期，二、徵實派時期，三、叢掇派時期，四、虛誣派時期[6]。他認爲，『顧氏之於音韻，張氏之於【禮經】，臧氏之於故訓』，對於漢學『均有創始之功』，而非漢學之萌芽。『漢學初興，其證實之功，悉由懷疑而入』，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胡渭的【易圖明辨】，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編】，毛奇齡的【四書改錯】，萬斯大的【學禮質疑】，懷疑派這種群起而辨偽指謬，使宋學『失其依傍』，動搖了宋學權威的基礎。由懷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參互考驗，因參互考驗，而所得之實證日益多』，於是求真徵實蔚爲風氣，風靡學界。『及江、戴之學，興於徽、歙』，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可謂『無徵不信』。漢學既昌，精華已竭，後學者只好轉相仿效，摭拾舊聞，不得不出於叢掇之一途。叢掇之學又一分爲四：據守、校讎、摭拾、涉獵，『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學爲人役，以供貴顯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際，從事叢掇之學的學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雜治西漢今文學，旁采讖緯，以爲高名，劉氏稱之爲『虛誣派』。他認爲漢學最初由懷疑運之於實而至於虛，體現了漢學本身的發展演變過程，強調學術的內在動力。劉氏還從『學』與『思』關係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時期的學術特點，『懷疑學派，由思而學，徵實學派，則好學繼以深思。及其末流，學有餘而思不足，故叢掇學派，已學而不思。若虛誣學派，則又思而不學。』劉氏站在古文立場上視清學的發展爲每況愈下，但若排除了評價問題，這種劃分基本是符合事實的。他還以拓疆建邦爲喻，說明漢學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轉變的必然發展過程[7]。
劉氏的清學『四期說』儘管有它的合理之處，但是遠不如梁啓超的清學『四期說』在學界來得有影響。梁氏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把清學分爲四個時期：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常爲學者所徵引。但是若仔細比較研讀劉氏的【近代漢學變遷論】，似乎可以尋繹到兩者存在學術采鑒關係的蛛絲馬跡。梁氏認爲在啟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因此這時期的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梁氏所謂的『破壞』，正是劉氏所說的『懷疑』之意，啟蒙期相當於『懷疑派』時期，而且兩者對該時期的學術評價也很類似，劉氏認爲懷疑派，『雖穿鑿之談，叫囂之語，時見於經說之中，然不爲俗說所迷，歸於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純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認爲破壞已告終，那麼『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劉氏把該時期劃爲『徵實派』時期，對這種研究方法概括爲『先立科條，綱舉目張，同條共貫，無徵不信』，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現；而在蛻分期，梁氏喻爲『境界國土，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這與劉氏的『拓疆建邦』之喻無異[8]，在蛻分期，『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梁氏從『破壞』入手，又歸之於破壞，與劉氏的『由懷疑運之於實而至於虛』的觀點頗爲相似[9]。【清代學術概論】出版於1920年10月，而劉氏早在13年前就發表了【近代漢學變遷論】（1907/7），刊載於【國粹學報】。劉氏在20世紀初實爲名噪一時的人物，而且他與梁氏還是辯論的對手，所以梁氏對劉氏著作及學術觀點應該是極爲熟悉的。然而在梁氏的相關清學史研究著作中，卻隻字未提及劉氏，不免令人疑惑，同時也使人驚嘆於劉氏學術眼光之敏銳[10]。
『甘泉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又作【宋學淵源記】，以詳近儒之學派。然近儒之學，或析同爲異，或合異爲同。江氏均未及備言，則以未明近儒學術之統系也。』江藩此二書，雖是最早試圖系統整理清代學術的著作，但是其書一出即引起諸多批評。劉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沒有能夠清晰認識到清代學術的師承淵源，在於不明近儒學術的統系。周秦諸子雖然源遠流分，但是都守一師之說，漢代說經也最崇家法，宋儒講學必稱先師。清儒雖然也是專門名家，但是『或析同爲異，或合異爲同』，學無常師，學術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風格。明清之交，以浙學爲最盛，『黃宗羲授學蕺山，而象數之學，兼宗漳圃；文獻之學，遠溯金華先哲之傳，復兼言禮制』，此即『合異爲同』，不立家派門戶壁壘的治學取向。而傳黃宗羲之學的人有數十人之多，萬氏兄弟以史學見長，象數之學則傳於查慎行，此即『析同爲異』，旨在發揮個人學術專長；戴震之學出於江永，然後發揮光大，曲證旁通，以小學爲基，以典章爲輔，精通曆數、音韻、水地之學，成爲漢學皖派的開山大師。而其弟子則『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實學自鳴』，汪萊、洪梧傳其數學；洪傍、汪有誥傳其韻學；凌廷堪、程瑤田諸人傳其禮學；段玉裁、王念孫諸人傳其聲音訓詁之學；任大椿諸人傳其典章制度之學。莊存與治【公羊】，喜言微言大義，兄子綬甲傳其學，復言鐘鼎古文。綬甲傳劉逢祿、宋翔鳳，均治【公羊】，黜兩漢古文之說。翔鳳復從惠言游，得其文學，而常州學派以成。龔自珍少聞段玉裁六書之說，繼從劉逢祿游，也喜治【公羊】，而校讎古籍，又出於章學誠，矜言鐘鼎古文，又略與常州學派近。所以『今乃聚於二百年之中，師友講習，淵源濡染，均可尋按，豈非風尚使然』[11]。劉氏熟諳清代學術的分合流變，不滿於江藩著作，譏其未明近儒學術之統系，爲此曾於1904年著有【近儒學案序目】一文，準備效仿黃宗羲【明儒學案】之例，著【近儒學案】一書，希望『使三百年學術，稍有轍跡之可循』[12]，令人遺憾的是，此書未成，難窺其學術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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