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华历史网 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著有《近儒学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证学不同论》（1905/3-10）、《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5）、《清儒得失论》（1907/6）、《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等多篇论著，可是论及清学史在近代的研究状况时，人们很少提及刘氏，似不应该。
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
20世纪初，刘氏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欲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氏此时还是一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氏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氏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刘氏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表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氏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并没有囿于章氏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氏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异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出现[1]。章氏虽然对清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作为清学主潮的汉学，论述过于粗糙，尚未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氏对此却有所触及。
关于清学尤其汉学渊源于何处，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承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20世纪20、30年代，钱穆与梁启超的两本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2]。刘氏对清学来源之看法形式上与“继承说”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与“反动说”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强调学术自身的演变。刘氏认为“伯厚（王应麟）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3]。反对一概抹杀明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明代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在《国学发微》中列举10条明儒经学可取之处，如“梅骜作《尚书考异》，又作《尚书谱》，以辨正《古文尚书》，其持论具有根抵，则近儒阎、惠、江、王之说所由出也，而《古文尚书》之伪，自此大明。若陈第《尚书疏衍》则笃信古文，与梅立异，是犹西河、伯诗之互辩耳，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一也；朱谋土韦作《诗故》，以小序首句为主说《诗》，确宗汉诂，而冯应京作《六家诗名物考》，毛晋作《毛诗陆疏广要》，咸引据淹博，乃近儒陈氏《毛诗稽古编》、包氏《毛诗礼征》之滥觞，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二也；……杨慎、焦f皆深斥考亭之学，与近儒江藩、戴震之说略同，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刘氏虽然认为清学继承宋明学术而来，但是并非指宋明理学，而是发端于宋明正统学术之外的考证学，清学即是把当时处于边缘的考证学发展成为中心的主流学术。认识到明儒考证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刘氏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类似的提法[5]。但是刘氏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却是最系统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孤立地提出这种认识，而是整理归纳了10条证据反复申说，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刘氏把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怀疑派时期，二、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6]。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刘氏称之为“虚诬派”。他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学术的内在动力。刘氏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刘氏站在古文立场上视清学的发展为每况愈下，但若排除了评价问题，这种划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他还以拓疆建邦为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7]。
刘氏的清学“四期说”尽管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远不如梁启超的清学“四期说”在学界来得有影响。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氏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绎到两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氏所谓的“破坏”，正是刘氏所说的“怀疑”之意，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两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无异[8]，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9]。《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1920年10月，而刘氏早在13年前就发表了《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刊载于《国粹学报》。刘氏在20世纪初实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而且他与梁氏还是辩论的对手，所以梁氏对刘氏著作及学术观点应该是极为熟悉的。然而在梁氏的相关清学史研究著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氏，不免令人疑惑，同时也使人惊叹于刘氏学术眼光之敏锐[10]。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著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刘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能够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11]。刘氏熟谙清代学术的分合流变，不满于江藩著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曾于1904年著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著《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12]，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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