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與近代清學史研究(2)

  來源: 中國讀史網

二、『學以地殊』學術命題的提出
20世紀初，歐風美雨，西學東漸，西方各種學術思潮紛至沓來，對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劉氏前期是位極富開拓性的學者，對西學態度不像舊式文人那樣，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積極研究與傳播西學。他有詩曰：『西籍東來跡已陳，年來窮理倍翻新。只緣未識佶盧字，絕學何由作解人。』[13]劉氏雖然出身傳統的經學世家，但是對『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14]，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中說道，『今日治史，不專賴中國典籍。西人作中國史者，詳述太古事跡，頗足補中史之遺。今所編各課，於徵引中國典籍外，復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15]，表明他對西方各種學術思想是不加排棄的，相反的還吸取西學，融入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中。由於受西學影響，他前期的學術視野極為開闊，在學術思想研究方面建樹甚多。『學以地殊』[16]就是在西學『地理環境論』影響下，所提出的很有學術價值的命題。
『學以地殊』雖是在西學啟發下而凸顯出其近代的學術意義，但劉氏提出該命題的思想淵源主要來自於本土，而不是西學。『學以地殊』命題的內涵在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資源中並不少見，甚至可以說淵遠流長。【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史記】說：『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17]；【世說新語・文學第四】道：『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北史・儒林傳序】謂：『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這些都說明了古人很早就意識到一個民族外在生存環境對其文化生成的獨特性具有重要的影響。把空間分佈作為學術派分的畛域，始於南北朝。但承認『統一』時代還存在學術的地域不同，則盛於北宋。清代以來，學者論學經常講究地域與流派的關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就是把空間差異與學派傳授相結合編撰的學術史，顧炎武【日知錄】引【論語】批評南北學者之病，指北方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論語・陽貨】），南方學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論語・衛靈公】）[18]等等。因此劉氏所提出的『學以地殊』命題，若尋繹其思想之淵蔽，則來自於中國傳統學術，而他為何如此重視該命題的內涵，卻是受西方『地理環境論』的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劉氏正是以『學以地殊』的學術思想去反觀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文化，對傳統學術文化中『學以地殊』思想給予近代的展示與詮釋，著有【南北學派不同論】，所以過高估計該命題的西學影響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20世紀初，西方『地理環境論』傳入中國，曾風靡一時，很快被學者所吸納，藉以討論中國學術。章太炎較早地從地理環境角度討論清學，認為漢學與桐城派勢不兩立存在地理環境的必然性[19]。劉氏推而廣之，藉以討論整個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他的【南北學派不同論】包括了【南北諸子學不同論】、【南北經學不同論】、【南北理學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對傳統各個領域的學術因地域關係而形成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南北學術的分合流變作了系統的考察。
關於清學部分，著有【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齊，故民群之習尚，悉隨其風土為轉移』[20]，劉氏注意到了『習尚』與『風土』的內在聯繫。他把明清之際以來近三百年錯綜複雜的學術源流，一分為南北兩支。南學又分為兩派：（一）、以黃宗羲、萬斯大、毛奇齡、胡渭以及吳越之地的蔡德晉、朱鶴齡、吳鼎、俞汝言諸人，為一派；（二）、把杭世駿、全祖望、臧琳及東吳惠氏、余蕭客、錢大昕、王鳴盛、孫星衍、洪吉亮、邵晉涵、袁枚、趙翼歸為南學另一派。對於北學，『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與江南殊，故所學亦與江南迥異』，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學，後有戴震之學，『實事求是，以實用為歸』。戴震死後，皖南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揚州為最盛，有高郵二王、高化任大椿、儀徵阮元、甘泉焦循、凌廷堪、劉文淇諸人，『蓋干、嘉、道、咸之朝，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常外，東南郡邑莫之與京焉。遂集北學之大成。』劉氏還把南北之學的差異歸納為三點：（一）、吳中學派傳播越中，於緯書咸加崇信，而北方學者鮮信緯書；（二）、徽州學派傳播揚州，於禮學咸有專書，而南方學者鮮精禮學；（三）、北人重經術而略文辭，而南人飾文詞以輔經術。最後指出，『今觀於近儒之學派，則吳越之儒，功在考古，精於校讎，以博聞為主，乃深蕪而窮其支葉也；徽揚支儒，功在知新，精於考據，以窮理為歸，乃簡約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學派，與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劉氏不僅認識到學術因空間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地域內也存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自是以後，江北皖南，……然精華既竭，泄發無餘，鮮深識玄解，未能競勝前儒』。南北之學的流弊不斷暴露，所以才導致常州今文學的興起。雖然『學以地殊』，但是地域性的學術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條件下求得發展，地域性學術的交流、交匯與趨同，是地域性學術繁榮的的一大動力。劉氏說清儒『或析同為異，或合異為同』，正反映了地域性學術之間存在互動，並非鐵餅一塊。當常州今文學大興之時，江北學者包慎言、劉恭冕、莊Ь治【公羊】，『此南方學派輸入江北者也』；同樣也有江北之學輸入南方的，主要有兩派：以陳壽祺、陳慶鏞等人為代表的閩中學派和以金鶚、黃式三、俞樾、孫詒讓為代表的浙中學派[21]。劉氏把多樣化的學術，一概按地理區分為南北二派，不免有武斷之嫌，但是他所說的『南北』不僅僅是個『地理概念』，而且還是『學術概念』，他所梳理出的清代不同派別的譜系，根據不僅在於地緣關係，而且還注意到師承關係。同時他對該命題不是作僵化的理解，沒有把地理環境看成決定性因素，【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序】、【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敘】等，都有批評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文字[22]。
『學以地殊』雖然是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轉換，但是由於劉氏【南北學派不同論】廣泛影響而強化了人們對該命題學術思想的重視，後來學者探討中國學術文化史，無不論及地理環境對學術文化的影響，如梁啓超、馮友蘭，陳寅恪、譚其驤等學者對此都有專論，可見劉氏『學以地殊』學術命題在近代學術史上迴響之大了。劉氏不僅運用此命題來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思想，而且還把它作為指導地方鄉土歷史地理編撰的重要理論[23]，使傳統的地方志編撰具有了近代思想意識，這也應肯定『學以地殊』命題的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