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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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一月，进驻绍兴，他又上奏朝廷:各路兵勇云集浙东，“人人思奋，敌忾同仇”，并向道光表示，他已制订三路反攻之策，收复失地，“易如反掌”，“不难一鼓成擒，歼其丑类。”（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奕经奏折。）但反攻之役遭到惨败，接着乍浦失守，英船逼近省垣。奕经也就再不敢夸口言战了，当道光命令他“乘机进剿，大彰挞伐，以扬国威”时，（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谕。）他却奏称:“当此战守两难，省垣万分危迫之际，不得不设法羁縻，冀可缓兵苟安，”（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奕经奏折。）并请专委耆英办理羁縻事宜。此后奕经由一意主剿转向一意主和。
闽浙总督颜伯焘则是在英船再次北上，攻陷厦门时即已由主剿转向了主和。当他上任之初，是地方督抚中主战最力，意气最锐的，他对林则徐极为推崇，认为“林则徐在广东办理海口事宜，以粤民誓词揆之，亦有威望”。（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颜伯焘奏折。）因而激烈反对琦善到广东以后一意议抚。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奏参奕山等赎城、谎报军情，指出“逆夷非不可抚，然必痛剿之后，穷蹙乞命，歼其渠魁，释其余党，始能俯首帖耳，安无事。今贼势方张，资之以库藏，则何不以养我士卒，修为战备……是直以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具此肺腑何以为臣子？”（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颜伯焘奏片。）他甚至反对邓廷桢“以守为战”的策略，认为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因而力主重兵扼要，水陆兼备，并出海进攻。（梁廷:《夷氛闻纪》，第82页。）
颜伯焘对厦门防务信心十足，奏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天讨而快人心”。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英军攻陷厦门，守军大溃，颜氏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至此以后，颜伯焘对道光命其收复厦门，鼓浪屿的谕令，一味借词推诿，而私下与人“畅议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观其前后如出二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惟以总督大员驻扎厦门，专办防堵事宜，已闻半年之久，乃一经逆夷突至，厦门登时失守，辄即退保同安、泉郡，庸懦无能……近阅历次奏报，无非虚词搪塞，全无实际，其现应如何设法攻剿之处，概未筹及，种种荒谬，实属辜恩溺职，颜伯焘著即行革任（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
浙江巡抚刘韵珂与颜伯焘意气相投，也是坚决主剿的，他抵浙后就指出:“定海一日不复，其为心腹之患”。（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颜伯焘奏折。）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赴浙襄筹收复定海攻剿事宜。刘韵珂与林则徐的关系甚密，镇海、定海的防务，刘多询林的意见。道光于二十一年六月下令各省撤兵，刘韵珂竟然抗旨不撤防兵，并奏称:“臣自上年（二十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迹切齿深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厦门失守，复在各要隘设堑掘濠，杜其登越，并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但是在定海、镇海相继陷落，裕谦投水的情况下，刘韵珂的攻剿信念开始动摇，他说:“伏查上年该逆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易，而□逆乃直如破竹，盖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当奕经在浙东三路反攻失败后，刘韵珂便彻底打消了主剿的念头，上了有名的“十可虑”（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刘韵珂奏折。）奏折，力主妥协，从主剿转到主抚。
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抵任后，查阅长江海口防务，认为“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因而断定:“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防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牛鉴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