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失敗標誌儒家傳統對外政策的破產（8）

  來源: 鳳凰網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則徐復奏:『至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爲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優厚，果能悉行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權。唯現在各國夷商，業經遵諭呈繳煙土，自應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似可暫緩置議。如果該夷經此次查辦後，仍敢故智復萌，希圖夾帶鴉片入口，彼時自當嚴行禁斷，並設法嚴查偷越弊端，應請於善後章程內另行籌議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則徐奏摺。）三月二十九日道光頒布諭旨:『林則徐等復奏堵截粵洋夷船情況，請暫緩議斷互市及頒行各國檄諭等語，所見是。此次查辦海口防堵躉船，各國夷商業經遵繳煙土，自應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著暫緩置議。』（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諭。）
七月，林則徐又在致英國國王的檄諭稿中寫道:『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著，賴有此也……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爲生，又外國之呢羽嘩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面外，用物自綢緞瓷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則徐奏摺附件。）道光爲此頒發上諭:『據林則徐等奏，擬具檄諭□咭□國王底稿附折呈覽。朕詳加披閱，所議得體周到。著林則徐等即行照錄頒發該國，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諭。）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清政府的撫夷政策又是建立在『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這一錯誤認識之上的。英人既然離不開通商，所以道光和林則徐都相信，採取『准允通商』或者『斷其互市』的辦法就可以安撫英夷。
欽差大臣琦善到廣東辦理撫夷，其指導思想更是如此。在他看來，英人『日以牛羊肉磨粉爲糧，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是不能沒有茶葉、大黃的，所以他竭力主張用通商與否來體現天朝的恩威，制服外夷。他說:『此實以智御外夷，以法繩奸宄之良策也』。（【鴉片戰爭】第1冊，第494頁。）從琦善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給義律的照會中，我們更可以看到，一個日益衰弱的封建主義大國卻居高臨下地訓斥、開導一個橫行全球的資本主義強國。
如果說統治階級的撫夷政策是建立在『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的錯誤認識上，那麼，他們主張剿夷，則是認爲英軍不可能在陸上和內河接仗，對英軍的戰鬥力作了錯誤的估計。
道光十九年七月，林則徐上了『英國非不可制』的密片，認爲:□咭□之名者，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糜揮霍而艷其富。不知該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數丈，只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上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棹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請土人引導，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以前□嘮啤冒昧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力，是其強非不可制也。』（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則徐奏片。）根據這一認識，林則徐提出了不在遠洋與敵接仗，而在內河和陸地殲敵的思想，林則徐以爲:『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處，其船尚可轉調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則徐奏片。）英兵『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撲不能復超，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則徐奏片。）裕謙同樣認爲:『該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遠刺，夷人腰硬腿直，一擊即倒，我兵矛矢擊刺，趲捷如飛，用我所長，攻彼所短』。（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裕謙奏摺。）類似這樣稱英人不能陸戰的奏章比比皆是，所以道光說:『眾口一辭，信然』。道光就是根據這一認識來確定對付英軍的戰略方針的，他多次諭令沿海督撫，英夷『倘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力痛剿，使聚而殲□，乃爲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諭。）避開敵人的長處，不在遠洋與敵交戰，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清政府對英人在內河及陸上軍事力量的估計則完全是錯誤的。
當時，清朝政府碰到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強國，而不是中國歷史上匈奴、契丹、女真等邊陲少數民族，更不是未開化的夷狄，傳統的剿撫政策顯然不適應變化了的國際形勢。而且，有清一代，到道光朝已經是國勢衰微，其國力（包括經濟和軍事實力）遠不能與康乾盛世可比。因此，道光在實行傳統剿撫政策時，又主要傾向『撫』的方面，即儘可能地避免戰爭，但『撫』的前提必須是無損天朝上國在蠻夷面前的體面與尊嚴。所以，道光在給臣下的諭令，總是強調『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諭。）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難以實現的。因爲，英國不僅是一個資本主義強國，而且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以實現其侵略要求。道光想用傳統的『撫』的辦法，叫這樣一個殖民主義者向『天朝』表示臣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撫』就必須退讓，而在道光看來，任何退讓都將在英夷面前喪失『天朝』的尊嚴，即『有失國體』。
在傳統剿撫政策中有一個根本原則，叫做『玩則懲之，服則舍之』，亦即所謂『恩威並濟』。道光在鴉片戰爭過程中曾經兩次宣布撤兵，第一次是英軍北上天津，在遞詞中有『乞恩訴冤』；第二次是英人攻打廣州，奕山謊報軍情，奏稱英夷『免冠作禮，籲求轉奏乞恩』，道光把這些都看成是英人『臣服』的表示，以爲『撫夷』成功。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當他發現英人桀驁不馴和自己受騙之後，又宣布進剿。這正是『玩則懲之，服則舍之』的具體體現。由此可見，道光在鴉片戰爭中表現和戰不定，出現談談打打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他推行的是儒家傳統的剿撫政策。
由此，我們可以說，從外交政策的角度來考察，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標誌著儒家傳統對外政策的破產。中國進入近代，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要實行近代化，而且在外交觀念和外交政策上也有一個從傳統走向近代的迫切任務，這應該是我們總結第一次鴉片戰爭應得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