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8）

  来源: 凤凰网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复奏:“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三月二十九日道光颁布谕旨:“林则徐等复奏堵截粤洋夷船情况，请暂缓议断互市及颁行各国檄谕等语，所见是。此次查办海口防堵趸船，各国夷商业经遵缴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著暂缓置议。”（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
七月，林则徐又在致英国国王的檄谕稿中写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道光为此颁发上谕:“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清政府的抚夷政策又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这一错误认识之上的。英人既然离不开通商，所以道光和林则徐都相信，采取“准允通商”或者“断其互市”的办法就可以安抚英夷。
钦差大臣琦善到广东办理抚夷，其指导思想更是如此。在他看来，英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是不能没有茶叶、大黄的，所以他竭力主张用通商与否来体现天朝的恩威，制服外夷。他说:“此实以智御外夷，以法绳奸宄之良策也”。（《鸦片战争》第1册，第494页。）从琦善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给义律的照会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日益衰弱的封建主义大国却居高临下地训斥、开导一个横行全球的资本主义强国。
如果说统治阶级的抚夷政策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错误认识上，那么，他们主张剿夷，则是认为英军不可能在陆上和内河接仗，对英军的战斗力作了错误的估计。
道光十九年七月，林则徐上了“英国非不可制”的密片，认为:□咭□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糜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上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引导，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以前□唠啤冒昧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片。）根据这一认识，林则徐提出了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而在内河和陆地歼敌的思想，林则徐以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调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奏片。）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超，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则徐奏片。）裕谦同样认为:“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裕谦奏折。）类似这样称英人不能陆战的奏章比比皆是，所以道光说:“众口一辞，信然”。道光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来确定对付英军的战略方针的，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避开敌人的长处，不在远洋与敌交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清政府对英人在内河及陆上军事力量的估计则完全是错误的。
当时，清朝政府碰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国，而不是中国历史上匈奴、契丹、女真等边陲少数民族，更不是未开化的夷狄，传统的剿抚政策显然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而且，有清一代，到道光朝已经是国势衰微，其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远不能与康乾盛世可比。因此，道光在实行传统剿抚政策时，又主要倾向“抚”的方面，即尽可能地避免战争，但“抚”的前提必须是无损天朝上国在蛮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所以，道光在给臣下的谕令，总是强调“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英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而且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以实现其侵略要求。道光想用传统的“抚”的办法，叫这样一个殖民主义者向“天朝”表示臣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抚”就必须退让，而在道光看来，任何退让都将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的尊严，即“有失国体”。
在传统剿抚政策中有一个根本原则，叫做“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亦即所谓“恩威并济”。道光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曾经两次宣布撤兵，第一次是英军北上天津，在递词中有“乞恩诉冤”；第二次是英人攻打广州，奕山谎报军情，奏称英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道光把这些都看成是英人“臣服”的表示，以为“抚夷”成功。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他发现英人桀骜不驯和自己受骗之后，又宣布进剿。这正是“玩则惩之，服则舍之”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道光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和战不定，出现谈谈打打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他推行的是儒家传统的剿抚政策。
由此，我们可以说，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考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中国进入近代，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要实行近代化，而且在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上也有一个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迫切任务，这应该是我们总结第一次鸦片战争应得的历史教训。